"新儒家"的梁漱溟與閻宗臨先生

　　“新儒家”，當系堅持“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理念，于傳統思想和文化在現代中國“花果飄零”之際，掉背孤行、執著地捍守那一脈道統和學統的三二先生。這幾位老先生中，人稱“現代三圣”的是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當“文化保守主義”被當下的時流看好時，他們的價值重新得到了評價，盡管當下的道德價值失落、終 極信念的匱乏、存在的惶惑仍然呈嚴重的態勢，“全球化”、“市場化”大勢所趨，說什么“中國文化的復興”或“返本開新”蝶兮夢兮仍然不切實際，不過，我們心頭存有幾位真正為中國文化的流布、為真理的探尋而九死不悔的大師、哲人，究竟勝過“一無所有”或“一地雞毛”的吧。

　　熊、梁、馬，說他們的學問是筆者不敢的，說他們的人格和氣象也是一篇文章打不住的，好在文字和活在文字中的記憶都在，我是讀了熊先生的一封信、梁先生的日記，以及《博覽群書》上閻先生的哲嗣閻守誠《閻宗臨的〈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才忽然想到要寫寫家鄉的閻先生（也是我在故鄉時的鄰居）的。

　　五臺閻宗臨是“曾經滄海”的人，他在執教兩廣時就與熊、梁兩位學術和思想巨子相交，因而也就進入了大師們的世界，可惜在閻先生生前他沒有留下甚至是吉光片羽的回憶，在閻先生逝去十六年后，有一冊《閻宗臨史學文集》出版，可惜那里面也沒有一句說及此。這本書的序言，分由饒宗頤和姚奠中兩位先生執筆，饒先生是當下僅存的國學研究的泰斗之一，他曾與閻先生共事于戰時的廣西，那也正是閻先生得與熊、梁相識時，后來饒先生居海外，閻先生如其所云是“回山西故里，終未能一展所學，憂悴而繼以殂謝，論者深惜之”，不過那也不獨一個閻先生了。姚先生的序言成書前似曾刊登在《山西大學學報》上，記得受讀之余，印象最深的是姚先生回憶閻先生的一句“名言”，或許這可以解釋饒先生所以為之“深惜”的，那是關于“船”和“岸”關系的借喻（“黨是岸，知識分子是船”，“哪有船不靠岸的道理”），相信這對無數從“思想改造”諸“運動”中過來的知識分子們都是再也熟悉不過的了，不過閻先生文集成書，姚先生序言中就沒有了這段話，我還詫異：這是為什么呢？不過再想想，也就釋然了。今天說起這事，是因為新近披露的熊先生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一封信。

　　熊先生信的背景是無需詮釋的了，那時，他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決定留下來，而且不久前他的鄉人董必武和新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已邀請他北上，熊先生有闊大的氣象，他不“熊”卻“牛”，與我們已經熟悉的陳寅恪一樣（這是托《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書廣為流布的福），他竟回答說：“如不以官府名義相加，而聽吾回北大，課本、鐘點、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時北還，一切照舊例，吾決北上，否則不欲北行”，他又致唐君毅信，內稱：“吾年已高，何至以風燭余光為衣食二字而盡喪平生之所守？吾中國人也。中共既已統一中國，如不容吾儕教書，只可作夷、齊。如尚容吾儕教書，則吾儕無有‘自經溝壑’而不去教書之理。”熊先生不是一個趕時髦的人，也不是見獵心喜的人，他有操守，也是書生，所以他會持“不變吾之所學而為教”為誓言，因為“年近古稀，豈能變面孔冒充時髦”，教書可以，只是“世事吾決不談”，寫這信時他還說：“艮與宗臨亦贊同此意”，即他北上前聽過友人的意見了，“艮”是黃艮庸（廣東人，參加過“五四”、北伐、福建事變，后追隨熊、梁從事鄉村建設，與閻先生相交于中山大學），“宗臨”就是閻先生了。熊先生這封信是他滄桑鼎革之際一個心跡的剖白，他回答了當時外界對他的種種猜疑，他說：“吾一向為學即盡吾教學之責，以坦然至誠之態度立乎庠序，不必預先先猜疑共黨不相容。若彼果不相容，吾再潔身而退，餓死亦不足惜。”他的思想和立場和陳寅恪們是一樣的，在捍衛、宏揚中國文化這一層面，他們是與新政權有共愿的。不過，我的感覺卻是：何以當年那位贊同于熊大師的閻先生，后來卻說出“沒有‘岸’靠船，只有‘船’靠‘岸’”的話來呢？而且，他們（這又讓我想起先父）這種由衷的體會是入骨的呵。于是，世紀之后，似乎可以問一下了：他們得到什么、喪失了什么？這就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了。比如同樣是過來人、當然又比閻先生更加坎坷得多的蕭乾先生，在他的晚年，就感慨地說：“若把國家比作船，知識分子不僅僅是劃船手，他還一邊劃，一邊高瞻遠矚，關心船的方向”（見邢小群《凝望夕陽》），這里，“船”也好，“劃船手”也好，或是“岸”和“船”的關系也好，都不能只是簡單到“皮”與“毛”的從屬關系，即使是出于赤誠，也不能完全喪失主體的獨立性，因為那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和使命決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