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巴金送進了文藝界的到底是誰

　　《懷念振鐸》，是巴金老人最后寫的一篇充滿深情的文章。雖然是一篇未完稿，但在兩年前鄭振鐸誕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際，由其家人首發于《文匯讀書周報》，引起讀者強烈的感動。巴金與鄭振鐸的深厚友誼成為文壇最生動的佳話。

　　巴老文中寫道：“有一天和幾位友人閑談，有一位中年朋友質問我說：‘你記不記得介 紹你進文藝界的是鄭振鐸，不是別人！’”這位如此直率的“中年朋友”不知是誰，反正不是我。雖然我約在二十年前就發表文章提出過這樣的觀點，但我沒有過與巴老這樣閑談的榮幸，即使有，我也不會、不敢這樣“質問”；再說，我與巴老的兒子是同齡同學，二十年前在巴老眼里只能算青年。（因為有人問過我，那是不是你，所以我要作這樣的說明）對這位朋友的“責問”，巴老寫道：“他說得對”。巴老記得他最初給鄭公主編的《文學旬刊》投寄小詩、散文并獲發表的往事。他還寫道，因為后來大哥發病等原因，沒有繼續投稿，已發表的那些作品他也忘記了。他說：“就是在今天我也沒有承認它們是文學作品。否則我就會把《滅亡》手稿直接寄給振鐸了。圣陶先生的童話《稻草人》我倒很喜歡，但我當時并沒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開明書店索非那里偶然發現我的手稿的。我尊稱他為‘先生’，因為他不僅把我送進了文藝界，而且他經常注意我陸續發表的作品，關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訓，他只引路，樹立榜樣。今天他已不在人間，而我拿筆的機會也已不多，但每一執筆總覺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寫些什么，我不敢不認真思考。”

　　在懷念鄭振鐸的專文中，忽然見到這么一大段懷念葉圣陶的文字，如照以前語文老師教我們作文的講法，這是有點“枝蔓”的。但這樣寫，真實地反映了重病中巴老的思路和“意識流”，而且，葉老當然也值得崇敬和懷念。雖然我相信巴老如果身體健康，能將此文定稿的話，對此可能會做修改，但這也不算什么問題。令我感到有點疑惑的是：巴老既承認鄭振鐸是最早“介紹”他進文藝界的人，為什么又強調是葉圣陶先生把他“送進”了文藝界呢？也許他認為鄭振鐸發表的他的那些早期作品，不算正式的文學創作，而《滅亡》則是他第一次署名“巴金”的小說，而且是他的成名作的緣故吧？

　　巴老在很多文章中反復說明過《滅亡》的發表對于他走上文學之路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在晚年寫的很多文章中他又反復強調葉老對他一生的重大幫助。如《我的責任編輯》一文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和丁玲同志一樣，我的第一本小說（按，指《滅亡》）也是由葉圣陶老人介紹給讀者的。”巴老本人這樣說了，當然也就成了無可置疑的“定論”和文學史上的“常識”了。我看到過十幾本關于巴金及葉圣陶的評論、傳記、年譜、資料的書以及無數的論文，都是這樣寫的。（在這里，已經沒有必要舉出書名、文章名以及作者的名字來了）

　　《滅亡》是在１９２９年１月至４月的四期《小說月報》上連載發表的。在１９２８年底，該刊曾有一段關于《滅亡》的內容預告；在１９２９年４月刊載完畢后，該刊《最后一頁》中又有一段關于《滅亡》的評說；１９２９年底，該刊《最后一頁》再一次提到了它。所有這三段話，現在通通被認為是葉圣陶寫的。例如《巴金研究資料》一書中，就將這三段話加上《關于〈滅亡〉》的題目，并署上了葉老的名字。研究者這樣的認定，當也與葉老晚年的回憶有關。葉老在１９８２年寫的《重印〈小說月報〉序》中說，《小說月報》主編鄭振鐸１９２７年５月出國，“回到上海是１９２９年２月間；等他把勞頓休息過來了，把雜事安頓停當了，我把《小說月報》交還給他，已經是５月間了”。既然葉老代鄭公主編該刊要到１９２９年６月號，那么該刊上發表的前兩段有關《滅亡》的文字當然就是代理主編葉圣陶寫的了；但是，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鄭振鐸早已恢復主編之職了，第三段文字為什么還要說是葉老寫的呢？難道那些研究者認為這是一個不需要說出任何理由的事嗎？只有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葉圣陶集》相對謹慎一點，只收了前兩段，未收第三段話；但是，前兩段話就能因為葉老晚年的回憶而確認其作者嗎？我對此仍一直表示懷疑。

　　回憶，應該由確鑿史料來檢驗。我以前曾指出，至遲鄭振鐸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就已經回國了，例如他的小說集《家庭的故事》的自序，就寫明作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上海。而開始發表《滅亡》的那期《小說月報》，帶著極明顯的鄭振鐸主編的特色，僅從該期目錄上看，鄭先生署名的作品就有十二篇之多，而且，該期打頭的何炳松的文章之前，就有署名鄭振鐸的整整一頁的按語。無法想象這是他還在國外而由別人代編的。那么，為什么那么多的研究者都對此視若無睹呢？既然這一期肯定是鄭振鐸主編的，那為什么前一期刊登的預告中的那段話（即上述三段話中的第一段）就不可能是鄭振鐸寫的呢？其實，該刊上的這些話，早在三十年代就有讀者認定是鄭振鐸寫的。如１９３１年１０月《現代文學研究》雜志上知諸寫的《談〈滅亡〉》一文，就這樣寫過。只是這樣的資料，現在許多巴金研究者也是視若無睹的。

　　關于發表《滅亡》的責任編輯，巴老是聽來的；他談到過好幾次，不過每次并不完全相同。例如，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他的《寫作生活底回顧》中說：“直到１９２９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個朋友（按，即索非）處看見《小說月報》上面的預告，知道我底小說（按，即《滅亡》）被采用了。那朋友違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給《小說月報》底編者，使它有機會和一般讀者見面，我覺得我應該感謝他。”這時巴金沒有寫出“編者”是誰，這里感謝的“他”如果是指編者，那么就只是一個人（單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