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七痼癖——我的讀書生活之一

　　寧可先生，湖南瀏陽人，１９２８年生，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史學會理事。從事中國古代經濟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學、史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本刊將連載寧可先生《我的讀書生活》。

　　生平酷愛讀書，不論何時何地，也不分什么場 合，什么都要看，什么都想看，形成了一種痼癖。現在年老體衰，頭昏眼花，效率減退，無復當年的氣概。但是仍不時追憶當年的勁頭和心氣。不時回味這些記憶，有甜有苦，有酸有辣。歸納起來，當年的痼癖一共有七項。

　　第一是亂看。有書就讀，拿起來就看，沒有書就四處找來亂看。硬面精裝的大部頭書，端起來就翻。片紙只字不論是醫藥廣告、戲院海報，掉在地上揀起來也看。吃飯時看書、看報，睡覺時看小說看筆記看棋譜，借以催眠。“文革”之初，造反派勒令把家藏“反毛澤東思想”的書交出來，被迫交出幾乎全部的書，大概有幾百本吧。這下好了，孫猴子沒有金箍棒弄了。好在天無絕人之路，終于從三個途徑找到看書的機會。

　　第一個途徑是到街上或其他單位去看大字報。其時正好各單位大打派仗，大字報提供了大量信息，不單是批判漫罵，而且揭露了不少“走資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活動”的秘辛，有一次跑到北京航空學院見到一片大字報，半已剝落，半被覆蓋，仔細一看，是揭發李先念１９４６年在中原突圍時所犯的錯誤。如此珍貴的史料如今再也找不到了。二分一張的街頭小報到１９６７年時高潮已過，可看性不大了。聽說美國人在香港收集“文革”小報，５０美元一張，不禁有些羨慕。可惜國人收藏者寥寥，今天很難看到一度如火如荼的“文革”小報的尊容了。

　　第二個途徑是鄰居孩子在中學圖書館那里造反抄來的大批“封資修”黑書。其中有大量小說，記得有《靜靜的頓河》四冊，還有其他一些世界名著的中譯本，看完老實歸還。

　　第三個途徑是“文革”開始，學校停課，圖書館也停止開放。到了１９６７年夏天，大字報宣布，中央“文革”小組組員戚本禹指示，圖書館仍可開放。聽到消息立刻跑去。這時，社會科學的書不開放，開放的是技術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書。我憑著一張那時尚未作廢的借書證可以借閱這方面的書。于是看了達爾文的經典巨著《物種起源》和《人種起源》，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到第五卷（當時尚無中譯本）和其他一些書，還有一些英文和日文的航空雜志，那是屬于技術科學類的，不能出借，但可在館內閱覽。還記得有介紹飛得最快的美國高空偵察機ＲＳ—７１黑鳥，還有一些航空展覽會的傾轉旋翼機試驗型。（美國Ｖ２２魚鷹機前身）同時，我們學校的圖書館也援例開放了，不知為什么只限借閱英文書，于是乘機借來《基督山伯爵》和《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每天讀一點，講給女兒和鄰居的孩子聽，每天一段，他們聽得津津有味，老纏著我快看。經過幾個月終于也有講完的一天，這時也到了１９６７年冬天，北京圖書館兩派武斗不可開交，于是宣布軍管，不論是北京圖書館還是學校圖書館又循例關閉了，我看書的享受也就結束了。從１９６７年初到勞改隊解散到１９６８年夏天清理階級隊伍集中審查，我有一年半靠邊站的閑暇時間，粗略計算了一下，在這段時間里一共讀了６００本左右的書，其中有一半是小說，可惜當時心情緊張，惴惴于不知何時被揪斗，留存在記憶里的痕跡已經很少很少了。

　　在這一通亂看的同時，我也四處弄書以慰饑渴。新華書店除了最高指示和“文革”小冊子外，所有的書都下架不賣了，只有賣舊書的中國書店有兩家還開著，但也只有理工科的書籍了。那時在這家書店里買過一本《黃酒釀造法》，站著翻看了一本《煙草栽培學》，還買了一小本科普讀物《蛇》，都仔細看了，但是書名記住了，黃酒是怎樣釀造出來的、煙草怎么栽培法始終沒有弄清楚。

　　在勞改隊里勞改時，原膳食科長是我們牛鬼蛇神的小組長，勞動休息時到他屋里抽煙喝茶，案頭擺了幾本食譜，我也拿過來翻看，記得廣東菜譜里的“頂上湯”，是要用２０只老母雞，２０斤火腿，加２０斤水，用文火，過一夜熬出來的為“上上湯”，而老母雞火腿數量各減半，七折八扣的是“上湯”。讀此雖未拍案表示驚奇，然從此對各種食譜有了興趣，未實地做過菜，但常以此作為談資，一度竟在一小撮朋友里得了一個“美食家”的稱號。不料，“文革”以后，被推薦為文化大辭典膳食篇的撰稿人，來人說，推薦者的原話是“某人不但會吃而且懂吃”，編此書既責無旁貸也將勝任愉快云云，我聽后愕然，只好遜辭推謝了。

　　第二是搶看。上中學的時候，只要看到同學拿到一本有意思的書（多半是小說），就要一把搶過去看，時而引起爭執，也不免涎皮賴臉地終于達成協議，或者先睹為快，克時歸還，或者擠進去看一段時間再還回去。一般是看一夜，第二天一早還書。這時就不再上床睡覺，精神抖擻，斗志昂揚，或者倚在路燈下看，或者蹲在廁所里看，總之是夜深人靜，燈光暗淡，正是搶看書的大好時光。往往到了后半夜書就看完了。第二天一早還書，正好兩便。記得搶來看的書里有一本是頭尾都撕掉了，書名作者全不知曉，看來是一個外國記者對抗戰前的舊上海的采訪記，那里記了上海的黃包車和銀錠的澆注，以后一直再找沒有找著，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文革”勝利結束，才從黃鋼同志那里知道那是德國名記者吉希寫的中國采訪記——《無聲的中國》（這書似乎又重印刷了，但始終沒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