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奎因

　　七年前訪問哈佛大學，曾經走近奎因（也被譯為“蒯因”），聽他身邊的人講述他的故事，感覺十分親切。今天翻閱剛剛出版的奎因中譯本選集，似乎再一次走近了他。他的語言文字，他的思想精神，依然是活生生的，盡管他已是一位歷史人物。以下前兩部分文字寫于２００１年，記錄了我兩次不同的感受。

一

　　２０００年的圣誕節，奎因教授（Ｗ．Ｖ．Ｏ．Ｑｕｉｎｅ）沒有能夠和人們一起度過。就在這一天，這位美國著名哲學家溘然離世，享年９２歲。

　　這個不幸的消息，我是年初從西部回到哈佛以后，在１月１８日出版的哈佛大學校報上看到的。該報用三分之二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奎因，９２歲，是二十世紀的主要哲學家”，并配有一張奎因在辦公室里的半身大幅照片，照片的說明文字是“奎因最著名的是他對認識論和哲學的貢獻”。面對奎因的照片，我的感覺是深深的遺憾。

　　搞哲學的人，大概沒有不知道奎因的。我最早接觸奎因的著作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讀了他的《從邏輯的觀點看》和《語詞和對象》，覺得他的英文非常流利優美。后來讀了他的一些哲學論文，逐漸體會到一種切入哲學問題的方法和角度，有了一些興趣。近幾年來由于研究邏輯與哲學的關系，又讀了他的一些論著，真正體會到他為什么會堅持一階邏輯，由此也使我對他關于一階邏輯與高階邏輯和模態邏輯的區別的論述十分重視。這次能夠來哈佛，非常高興。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奎因在這里。他不僅在哈佛大學哲學系讀了博士學位，而且從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７８年在這里工作了四十多年。即使退休以后，他在學術界依然十分活躍。由于他的工作成就和影響，哈佛大學哲學系不僅是美國分析哲學的旗幟，而且成為國際學術界分析哲學的重鎮。能來哈佛，不僅可以了解美國哲學界的狀況，而且我本以為可以拜訪奎因，好好向他請教一些問題。遺憾的是，我只接觸了解了美國哲學界，卻沒有能夠見到奎因先生。

　　奎因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如果僅從哈佛來體會美國哲學界，可以說不談奎因的思想幾乎是不可能的。他關于本體論承諾的論述，他對分析和綜合這一傳統區別的批判，他提出的翻譯的不確定性的觀點等等，幾乎成為討論中的常識。而且，這樣的討論并不僅僅局限在分析哲學中，在認識論和本體論的討論中也頻繁出現。而在國際學術界，奎因有二十多篇論著被翻譯成五十多種語言，影響之大，不言而喻。僅從我國來看，奎因的思想也有一定影響。他的名著《從邏輯的觀點看》《邏輯哲學》和《真之追求》都已經被翻譯成中文。目前涂紀亮和陳波先生正在組織一些學者努力翻譯出版他的文集。已故郭世銘學兄擔任其中一卷的主編。去年，他在病床上兩次托付我幫助他把這一卷校好。由于出國，我只來得及校閱了兩章譯稿，而把其他譯稿的校對工作交給了學兄張清宇。據我所知，擔任奎因著作翻譯主編工作的還有陳啟偉和張家龍兩位老先生。我想，老中青三代學者自覺自愿，一起翻譯介紹奎因的思想，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奎因的重要性。而我來到奎因身邊，卻沒有能夠見到他，怎能不遺憾呢﹖

　　我想拜訪奎因，并非異想天開。我與他不僅有過文字來往，而且也有一面之交。多年以來，除了學習研究奎因的著作，我也翻譯介紹過他的思想。十幾年前，王炳文先生請我幫助翻譯德國哲學家施泰格繆勒的名著《當代哲學主流》。記得當時我剛從德國回到北京，事情很多，但不好意思推辭，因此答應只翻譯一章，結果他給我的一章就是專門講述奎因思想的。九十年代初，我讀了奎因剛剛出版的著作《真之追求》，覺得非常好，想把它翻譯成中文，于是寫信給奎因先生，希望他能夠幫助解決版權問題。奎因先生立即給我回信，并寄來即將出的修訂版的修改部分。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我應邀到日本講學，恰巧參加了在日本國立京都國際會館舉行的第１２屆京都授獎慶祝會和學術研討會，有幸見到了８８歲高齡的獲獎者奎因先生，并聽了他做的報告“本能，具體化和外延性”。會議期間，我與奎因先生進行了簡短的交談，請他為《真之追求》的中譯本寫一個序。他很高興地答應了。后來，除了寄來中譯本序以外，他還給我寄過幾篇論文。有這些交往，我本以為拜訪奎因先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來到哈佛以后，我聽說一年以前，德雷本（Ｄｒｅｂｅｎ，Ｂ．）教授去世，奎因還出席了他的葬禮。因此我覺得見到奎因先生應該沒有什么問題。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我特意帶著三聯書店出版的中譯本《真之追求》，到哈佛大學哲學系提出要拜訪奎因教授。系秘書對我說，他身體很不好（Ｈｅ ｉｓ ｎｏｔ ｗｅｌｌ），不能見外人了，有事情可以與他的兒子聯系，由他的兒子轉達。我從系秘書的眼神和語氣里明白了奎因的狀況，因此只是向系秘書要了一個信封和一張紙，寫了幾個字，夾在書里裝進去，請系秘書交給奎因的兒子。我在紙上寫道：“我把這本書送給奎因教授，以此表示我的敬意，同時希望奎因教授看到這個中文譯本會感到高興。”我甚至沒有留下我在哈佛的地址。今天的遺憾是如此清晰，我終于發現，當時在我失望的內心深處，其實仍然不是沒有企盼的。直到３月８日，開過奎因紀念會之后，從奎因的兒子給我的來信我才知道，他父親看到這個中譯本“很激動”ｔｈｒｉｌｌｅｄ，這使我也很激動。

　　哈佛校報的文章里引用了許多著名學者對奎因的評價，包括哈佛大學哲學系著名教授帕森斯（Ｃ．Ｐａｒｓｏｎｓ）和普特南（Ｈ．Ｐｕｔｎａｍ）。我覺得，其中帕森斯的一個評價很有意思：“他非常容易交往（ｓｏｃｉａｂｌｅ），但是如果他沒有什么東西可說，他就不喜歡說。”這使我想起奎因在給我的第一封信里，特意用中文寫上“王”來稱呼我。我當時的感覺是“他一定很有趣”。對于后面一句話，我的理解是：奎因先生，或者像他這樣的學者，并不是愿意什么都談的，因此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交往的。我想，下學期應該去問一問帕森斯教授，這樣的理解對不對。但是不管怎樣，奎因的著作和思想留了下來，人們與它們總是永遠可以盡情交往的。

　　（２００１年于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