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吳晗的雜文

　　吳晗先生的本行是明史研究，但一般讀者對其記憶最深的恐怕還得算雜文寫作。這不奇怪，和鄧拓、廖沫沙合作撰寫“三家村札記”，而后同陷一張巨網的吳晗，其雜文在當代史上意外砸下的印記是如此之深，肯定是研究雜文史乃至文學文化史的人都繞不過去的，以致當下一個也許對雜文關注很少的人，如果一旦以“雜文”為話頭 ，也會不假思索地提到吳晗，提到“三家村”。

　　吳晗乃至“三家村”雜文的這種影響緣于何處？首先容易想到的應該是文本本身的魅力，因這三位都是學養不薄的人，筆下多雍容博雅之氣。但這種說法現在看來很難得到行家的認同了。當代著名雜文家劉洪波先生前幾年主編《中國百年百篇經典雜文》，“三家村”中僅僅選了廖沫沙一篇，他后來在回應讀者因此而發出的質疑時，直言不喜歡“三家村”雜文，而原因呢，劉先生說是感覺他們的筆太“滑”了，文章寫來太過容易。作為一個偶爾也寫點雜文的人，我理解并非常贊賞劉洪波的這種“感覺”。為什么“三家村”雜文會讓人感覺太“滑”，感覺他們寫文章太過容易？就因為他們知識廣博，政治、理論水平也非泛泛，所以你給任何一個話題，他們都可以搖筆即來，而且總還有那么一點兒文采、一點兒“意思”，卻就是讓人讀來不夠痛快。他們仿佛太有學養和涵養，太追求“中正平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這從根本上說是違背雜文的精神的。

　　那么這種種種關于吳晗乃至“三家村”雜文的非議真的能夠完全成立嗎？我的看法是，只能部分成立，或者說，我們在下這種判斷的時候，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時空界定。因為這幾位先生的雜文一度并非此種面目。這里只談吳晗。

　　我手里有吳晗的幾個雜文集子：《吳晗雜文選》，１９７９年版，這是“四兇”落網后別人給他編的一個選本，出版說明中說分為“解放前”和“解放后”兩輯；《投槍集》，１９５９年版，不過書中所說都是１９４３～１９４８年間的作品；《燈下集》，１９６０年版，收錄１９５９年的文章；《春天集》，收錄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間的文章；《學習集》，１９８０年版，收錄１９６１年８月至１９６２年８月的文章。認真閱讀這幾個雜文集，讀者當會發現，像《吳晗雜文選》編者那樣，將吳晗的雜文分為“解放前”和“解放后”兩個時期，實在是很有道理和見地的。

　　吳晗前后兩個時期的雜文創作有著迥然不同的面貌。吳晗前期雜文的數量遠遠少于后期，主要就是那本不到二十萬言的《投槍集》，但我要說，這本雜文集，足以奠定作者在現代雜文史上的地位，因為它是“魯迅風”精神的延續。何謂“魯迅風”？專家自有專家各種莫測高深的看法，我的理解是，所謂“魯迅風”，其特質無非兩點：一曰批判的精神，二曰思想的火花。所謂“批判”的精神，由于中國的語境常常誤解“批判”二字，所以必須強調“批判的精神”實質就是獨立的評判，要求作者不受外物所左右，不被私利所誘引，至少主觀上應如此；所謂思想的火花，就是寫雜文的人可以不是思想家，但必須是思想者，一棵會思想的蘆葦。“批判的精神”確保雜文的鋒銳，思想的火花確保作者的高度。

　　且讓我們讀讀吳晗的《投槍集》。鋒芒畢露是這個集子給人最強烈的感覺。但有鋒芒不一定就可以靠上“批判的精神”，因為雜文所要求的批判的精神和市民社會對政論家的要求幾乎是一樣的，你可以說錯話，但這說錯的話必須是你腦子里的真實想法，是你運用理性思考的結果。《投槍集》中是很有一些充滿批判的精神的雜文的，盡管寫作那些雜文的時候，吳晗已是當時知識分子中知名的左傾者，但畢竟還不是職業革命家，從許多文章中，閃耀光芒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理性。《給士兵以“人”的待遇》，這是抗戰中的１９４４年，吳晗的一聲吶喊。作者眼見許多本來應該是衛國之干城的士兵饑寒交迫流落街頭，不禁對國家之軍事開支、兵役制度、軍隊腐敗發出了層層追問，憤怒地要求揭出一切黑暗的非法的情形，尊重兵士的人權，給兵士以“人”的待遇。在我看來，這篇文章不僅有政論家的問題意識，更有知識分子的人道情懷。《論說謊政治》是一篇名文，當時中國的許多狀況是不能讓人滿意的，作者舉出了許多實例，憤怒而痛心地揭出：“世界上，歷史上有各個階級統治的政治，有各樣各式的政治，但是，專靠說謊話的政治，無話不謊的政治，自己明知是謊話，而且已被戳破了，卻還是非說下去不可的政治，似乎只有我們的國度里才有……漫天都是謊，無往而非謊。”這樣沉痛的句子不能不讓人想起迅翁對國人“瞞和騙”的概括來，其鋒芒所指，已不僅僅是哪一個具體的政府，而是廣及國人的劣根性。在吳晗所寫的這批文章中，有不少僅僅標題就已經是一篇好雜文了，如抗戰中那篇《吾人并非為制造一批百萬富翁而戰》，何等精警有力！

　　《投槍集》中“思想的火花”也是在在可見的。《報紙與輿論》一文表明，盡管作者并非職業報人，也非傳播學家，但他對報紙與民主與國家民族之關系有很深的體察，吳晗指出，“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后，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不知道在吳晗之前，關于報紙的功能還有沒有比這更明快暢達的論述？作者轉而痛批國統區的現狀，“所有報紙圖書雜志，盡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出版地點不同，時間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硬化。有計劃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民將會重返自然，成為木石，成為猿鹿……”當時國共相爭，國民黨方面抬出了“法統”這面大旗，吳晗于是論“法統”，這篇文章一般都會認為其傾向性過于強烈，但就是這樣的文章中，吳晗還是寫下了這樣一些光芒四射，即使是自命為不偏不倚的自由主義學者也駁不倒的句子，“我們得請教國民黨諸公，你們之取得政權，蠻干一黨專政，是經過什么樣方式的選舉？是由誰選舉？還是曾經和誰，哪一個政黨競選得勝？人民曾經表示過選擇嗎？各政黨都曾經欣然同意嗎？假若都沒有，我們不能不抱歉地請教諸公，你們合的是什么法？”

　　尤其應該指出的是，吳晗這些充滿“批判的精神”和“思想的火花”的雜文，都是在國統區的報刊上發表的，用吳晗１９５９年在《投槍集》“前言”中的話，有的還是“國民黨官方的刊物”，《掃蕩報》甚至“還是軍統的刊物”，其中的風險不言而喻，正是從這種風險中見出了一個雜文作者的堅韌和膽識。吳晗１９５９年結集這些文章時，保留了當初發表的樣子，特別是經國民黨新聞檢查官刪改過的，吳晗細心地作了標注，說是“留作紀念”。今之雜文愛好者如果經此知道還有那樣一個時代，的確要感謝這種“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