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札四則

　　曹聚仁先生，很反對青年人讀古書，他以為，好好青年，在書堆下變了廢物，哀莫大焉。他尤其瞧不起宋明理學家及章句陋儒。“知識分子平日對國家安危盛衰，不聞不問，以為那是學問以外的閑事，到了危殆不可救藥，也只有嘆息幾句了事。”這是他在《顏李學派與讀書論》中對宋儒樹高義 而遠社會所下的痛切批評。

　　后人看歷史，視角不同，則結論大異；心情不同，則觀點懸殊。曹先生的同齡人張恨水先生于此有全然迥異的看法。他要“為宋 明之士呼冤”，他以為，宋明之士講氣節，而不免國家危亡，要負責任，但較輕微。“因為他們講氣節的時候，全是在野之身，在朝握權柄的人，都是賈士道、馬士英之流。讀書人商量保護社稷，宰相卻在斗蟋蟀、唱曲子……文天祥 、史可法，武力落敗。而他們那種大義孤忠，也讓強敵低首下心地欽佩。”全集，最后關頭較之曹翁，恨水先生批在了根子上。

　　張恨水先生的視角，意在強調不能因噎廢食。宋明文士，也有可師之處，但求不要流于過分的迂腐而已。 他還在《蘇詩書后》中說，若是公卿，都像蘇東坡那樣聰明，宋朝也不會亡了。誠哉斯言。真正的讀書種子，正是社會、民族發展的靈魂，若辛亥時期同盟會那一代知識分子，正是讀書人中的“重中之重”，是現代國家不可或缺的脊梁。他們既苦學不輟，同時也摩頂放踵地有利天下，風塵莽莽，而潛修自勵不止。中華老大帝國近現代化的轉型，端賴其孜孜，嘔心瀝血，方得以啟動 。設若鑿去帝王專制的桎梏，宋明之士也可刮垢磨光。今之美國大學教授，迂執過于宋明儒士而從事冷門研究者，何可勝計樹高義、遠社會，卻并無危殆之狀。為什么呢？人家政體上軌道，政治有辦法嘛。他們并不代人受過，也不會“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去除那種消磨讀書人的社會土壤、政體機制，方可矯正讀書人的形象、處境。如果只將讀古書作為靶牌，終不免落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循環，因為“不讀古書即可救國”這個公式，絕對不能成立；那么，總病灶還在，奈何？

　　

　　陳獨秀《小學識字教本自敘》嘗謂：“今之學校識字如習符咒，學童苦之。且漫無統紀之符咒至三千字，其戕賊學童之腦力為何如耶？即中學初級生，猶以記字之繁難，累及學習國文，多耗日力 。其他科目，咸受其損。”那個時期的年輕文化改革者，如魔附體，攻訐中國文字，不遺余力，視為仇讎；持漢字拉丁化者，更有多人。其口號則云“廢除 漢字，改用字母”（《胡適口述自傳》138頁）那時彼輩都還年輕，氣血旺盛，執其一端，鉚勁往牛角尖里死鉆。

　　且不說漢字與文化傳承的意義，即以漢字拉丁化以后而言，學童學之，就易如反掌了么？事有不然，且恐怕恰恰相反。唐德剛先生說他小時候學漢字，字、文結合，像《〈左傳〉選粹》、《史記菁華 錄》這些書能整本地背誦，“大多數的孩子均不以為苦”，家中長輩再輔之以 物質刺激，小孩甚至主動地啃起《通鑒》、《文選》等大部頭來，且樂在其中 。但是拼音文字如何呢？“由于音節太長，單字不易組合，因而每一個字都要另造出一個特別的單字來表明，如此則字匯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就多得可怕了。”（唐德剛《胡適雜憶》132頁）唐先生以其絕深的經驗勘察，認為“認字 ”恰恰是拼音文字的最大麻煩——要讀完五磅重的《紐約時報》星期刊，須 認識五萬單字，僅此即比《康熙字典》上的所有字還多。“五四”時的闖將們 ，想象力貧乏，拿著雞毛當令箭，自然見不及此了。唐先生所以為學界巨擘，與其思與學雙邊充量的“全面發展”有關系，故其發論，大有百步穿楊之效，為什么呢？此無他，老先生是從實事求是出發，而非一大批“某公”般從概念 、或先入為主的“想法”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