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屋三記

　　在知堂老人的文章里，屢屢敘及他之多讀中國線裝書，是取其“價廉”。這不禁使人想抬一個“悶杠”：倘若他讀書時不以書值之昂廉為考慮，他的讀書治學方向是否會有變化呢？經濟能力可以限制讀書的范圍，這是顯然的。不過，也有一文不名，反而跳出自購自讀的圈子，如馬克思充分利用倫敦的皇家圖書館；毛澤東在新民學會時期讀遍湖南省立圖書館；錢鐘書讀書之富為天下第一，但他幾乎沒有什么藏書。比較而言，知堂的購而讀之，雖不免拮據，卻又顯出拮據中的富貴，促迫中的瀟灑。

　　以知堂的“取廉值而好看之書每日臥讀10小時”《知堂序跋集·看書小記序》反觀吾輩，也使人想起10多年來書價的變化以及給人的趣味和思慮。

　　1978年之前，市面上簡直難得可讀之書。有一批翻譯過來的蘇聯現代小說如《熱的雪》、《落角》之類，只在內部書店有。到“四人幫”垮臺，文化專制落幕，才漸漸有了可讀之書和可購之書。而這一時期，也正是我這一輩人開始有了工資，逛書店成了例常之事，“書值”亦約略可記：錢鐘書的《圍城》，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359頁，定價0.78元；《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324頁，定價0.92元；收有錢鐘書全部短篇小說的《人·獸·鬼》，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定價0.46元，難得的是此書前附有印刷十分清晰的錢鐘書贈柯靈夫婦的自書詩手跡；楊絳的《干校六記》三聯書店1981年版，定價0.24元；楊絳的小說集《倒影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定價0.40元；收有楊絳四篇論文的《春泥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版，定價0.35元，我于西安古舊書店僅以0.18元購得。

　　這些書全都是“廉價”而上乘之作。那時候錢鐘書先生還未被“炒紅”，他的《管錐編》在西安古舊書店以每冊1元出售。我當時只讀《圍城》，不欲問《管錐編》，至今失悔。1982年還購得《太平廣記》一套10冊15元，現在此書恰恰漲30倍。如今翻撿，雖不免小小得意，繼而又失笑，書價大漲，其他東西也是一樣。當時的書雖然“廉價”，其實當時購得也是要斟酌再三的。

　　人過中年，購書時首先會想到一個問題：我買這書，在有生之年是否還讀得完它？再功利一點，是否還用得著它？書值昂貴是一回事，居室的逼仄，亦不容變“圍城”為“書城”。但是，書總還是不斷地在買。這里面，便有了更瑣屑的算計。以我之體會，便是好中求廉。西安的古舊書店現在已無專門的舊書柜臺，只是在新書中時或夾雜著一些積壓的舊貨，余嘉錫的《四庫提要辯證》四大冊共1606頁，定價7.65元，計六奇的《明季北略》800多頁，定價3.10元。此兩書均系中華書局1984年以前的印本，紙張印刷堪謂精良，這種書，即使家中書柜已擠滿，我還是必欲攜歸，哪怕放在柜頂上。

　　

　　我購儲這些書，有點想法：是存書以防老。如同窮人略有余力時，存糧以備荒。我想起在十五六歲時，特別饑渴于書，可那時全社會無書可讀。一晃10年，青春已過；再過10年，家累纏身。總希望有一天，既不為稻粱謀，亦不從功名念，靜心地讀書以遣歲月。這些年，圖書館是越來越靠不住，于是我便為自己儲積若許精神食糧，與此同來的，又漸漸生出一種困惑：那滿墻滿室的書本，這輩子看得完嗎？這念頭頗有些像一個人數著自己的錢柜問：這輩子花得完嗎？一個人積錢倘值此境地，他倘若聰明，會趕快花。不過，花錢一事，可以有益于己身及人群，亦可戕人害己。而想著抓緊讀書的人，那是絕不會有害于人的。我有此念頭之后，自覺時間是更為緊張了。與書親近，便難免與人疏遠。世間的朋友之情是最為貴重的，不過，捫心自問，最好的朋友，恐怕還是書。就是好朋友之間吧，寶貴的也是得意時的互相熱鬧和失意時的同情。書則更是諍友，它會在你得意時猛可間兜頭潑一瓢冷水，這就是朋友間那熱鬧替代不了的，更不至于言語齟齬而失和。它在你失意時，也并不示同情，它能在無言中給你力量，使你消納或轉圜，不在一棵樹上吊死。說到底，朋友終歸是共熱鬧的，而書才真能共寂寥。朋友是具體的，面目有時會變化；書本來便是千頭萬面，永遠不會使你失望。有時得遇一個自以為是朋友的人，情不自抑便想將書齋中的積愫發散，倘得同趣，其樂盈日。

　　

　　海明威說過，他的很多作品是站著寫出來的，海大師是戰地記者出身，一生為文追鶩簡潔，自成一體。我這里說的“立讀”，是指在書店中的瀏覽。我常在書店中徜徉一待便是半日，雖未必讀盡一帙，但左翻右覽，若食拼盤零嘴，其值亦不菲也。雖不能飫腹療饑，亦可任悅心飴口。算計起來，每年在書店“立讀”的時候也不算少，究竟有什么收獲呢？以我的經歷，比較“硬”一點的書，若大部小說，值得保存的詩文集，則下決心買回來備讀，而在書店閱覽的，是一般容易吸引人，又似不必保存之書，以名人傳記和政治事件、秘聞為多。其實，這正是所謂“暢銷書”。此類書我喜讀而吝購，總以為不值得長期保留，但倘若有心搞人物傳記，或現代史研究，此類書又大有價值。以知堂之讀書而論，筆記野史之類居多，我現在頗喜購存前朝野史，對當代這些“野史”卻不肯保存。這恐怕是一種將貽失悔的疏忽。不過，細想起來，當今的回憶錄之類，水分尚多，遠不及前朝野史之貨真價實。

　　（作者地址西安建工路60號三號樓法制報宿舍201郵編：71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