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夏一個文藝戰士的視野

　　在我收集的舊筆記本中，有一冊的主人叫張開平。他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新建鐵路指揮局下面的文藝工作者，這冊筆記本就印明是這個部隊司令部、政治部所贈的“首屆文藝匯演獎勵手冊”。冊首是毛澤東、金日成的正面像與彭德懷的側面像，金日成著西裝，彭德懷的軍服上插著一支鋼筆，使這位武將添了幾分文氣。張開平年紀多大、經歷如何、容貌怎樣都不得而知，他所記的文字卻使他的形象活現出來。里面有他的創作、讀書札記、日記、抄錄、記錄和隨手寫下的感想，時間是1954年1至6月。我細觀這位未成名的普通因為普通而更有代表性軍隊文藝工作者的業務筆記，對“革命文藝戰士”（他們曾是中國當代文藝的主力）的訓練與養成有了真切的印象，對中國革命文藝的承繼與因緣有了更切實的了解，并因此而印證、豐富了我腦子里的文化史圖景。作為治文化史者我格外重視這種微末、瑣碎、未入印刷的散落材料，它們使我們的歷史敘述與歷史觀念變得扎實、充實、準確，使我們領悟到歷史的復雜性與多義性，使我們與那些只會高屋建瓴、只熱衷于命名與宣判的論客有所區別。與他們真是要有所區別才好。

　　張開平錄存了他寫的兩段快板，讀來并不出人意料，是那種鼓動戰士的宣傳品。一段叫《紅旗的話》，說的是表彰先進的流動紅旗：“我，紅旗，不亂走，很謹慎。同志們，要想我，到你班，必須要夠條件。工效高，事故消滅掉，勞動組織妙，全班團結好，開動腦筋把竅門找。工具和武器，沒有損壞和丟掉。條件并不高，只要能做到。”這快板寫得無精打彩，顯見得是為寫而寫，敷衍成文。這種絞盡腦汁的強行寫作恐怕是革命文藝戰士難免的痛苦。指事為題，倚馬而待，遵照領導命令，配合中心工作，這時候個人的趣味和藝術的水準都是不重要的。當然，這樣的快板有時候也能寫出情緒，寫出情趣，如第二段《困難的本領》：“我名叫困難，沒有手足沒有臉。”寫到隧道工地的情景：“忽然間，滿天烏云遮住了山，傾盆大雨嘩嘩下，下得地濕路又滑，同志們衣服全濕透，那天我就來了一下。有幾個同志看見了我，他們就喊：同志們加油吧！困難又來了！”“困難”最后是把自己貶低一通，把“同志們”夸獎一番。腔調有點荒唐，詞句有點鄙俗，但估計這樣的東西在戰場、工地的人群前表演還會挺得喝彩。

　　一個像張開平這樣的文藝戰士是必須寫快板的，但又不是只寫快板。我們看到他對部隊文藝崗位的理解遠比寫快板要寬闊得多，他充分利用了這個崗位所賦予的機會廣泛地閱讀、思考文學經典，看他的讀書筆記會發現他的眼界、志向都高得很呢，使人不敢小覷他和他的崗位。他有一則札記叫《學習舊詩的表現方法》：“馬致遠的“小令”在藝術性上是一首很好的詩，短短的二十八字寫出了一個漂泊者在秋天傍晚的情感。作者是用‘枯藤、老樹、昏鴉、西風、古道、瘦馬……’等物象把一幅秋天傍晚的鄉村描繪出來了。它給人的印象為什么很深呢？因為他抓住了事物的特點。秋天是木葉凋零的時候，也是游子、騷人、落迫（魄）者觸景傷懷的季節，由于作者的感情也就決定了他在詩中的語言如‘枯’、‘老’、‘昏’、‘古’、‘瘦’……等字都更加渲染了景物的氣氛。抓住特點，選擇更能代表感情的語言，這是這篇詩的優越表現方法。什么是特點？從這里大致可以看出，就是：從感覺上說，是事物最突出的部分；從內在關系上說，是構成該事物的主要部分或主要特征。”你可以說他的文字有點糙，思路有點偏，但你得承認他的思考有理論性。他也有不究理論的時候，這時候他流露出的是性情：“我看了七遍《三國演義》，主要是喜歡看中間的一部分。如像火燒赤壁、借東風、馬超夜戰霞萌關等。人物里面我喜歡的是些誰呢？劉備我不喜歡，但是我在看書的時候總希望劉備方面贏。如像走麥城以后我就不喜看了。劉備手底下的人我很喜歡，第一個是張飛，他打仗很勇敢也很直爽，在新野的時候，連呂布都不敢與張飛戀戰，在四川又義釋嚴顏，表現粗中有細。在兩軍陣前他只要手起一槍，對面的大將就要刺倒。”（2月21日札記）

　　張開平的閱讀并不局限于中國古典，他還讀普希金、波列伏依、安東諾夫，對他們的作品做細致分析，并用這些大家的長處針砭己短。他在5月29日讀過普希金的《給娜泰霞》后寫道：“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當我從具體的事例中觸發了一件感想，得出了一個結論的時候，就拋棄了具體事實，這是不對的。”他稱贊這首詩中“無論在起著漣漪的湖上／無論是清晨黎明時分／在菩提樹的清香覆蓋下／我都遇不見你”一節寫得好，很情景化。但他對大家的作品也并不總是稱贊。3月2日的日記有如是說：“昨天我讀了《俄蘇短篇小說》，《薄命的麗莎》、《驛長》、《年老的天才》這幾篇深深地吸引我。其他的，我沒有很大的自發興趣去看它，因為是名人作的我強迫自己去看他（它），結果還不及看完。我認為情節是很重要（的），沒有細致的情節讀者也會乏味。情節與性格是怎樣統一的呢？”這最后一問很見功力。從張開平的筆記我們看出，在革命與戰爭所帶來的天翻地覆之中，文化仍然在延續、在傳承，而且是通過革命者在延續、傳承：這使我們對文化史、甚至對歷史都頓增信心。

　　當然，革命者延續文化是通過革命文化的支脈完成的。不難想像張開平還細讀了《誰是最可愛的人》，細讀了緬斯尼柯夫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本特征》，并反復探討如何避免公式化、概念化，這是革命文藝的常見病。他特別關心自己作品的效果。他1月11日的日記寫道：“一直到現在我對我進行的文藝工作而感到懷疑，懷疑的是群眾是否喜歡它，什么東西才是他（們）對文藝所喜愛的。為了解決以下的問題我要大大地讀書：①作者是怎樣集中生活現象而成為藝術形象的？②哪些生活是值得描寫的？③它用什么方法去吸引讀者和教育讀者？”其心拳拳。張開平還在本上記下了他半年間搜集的語匯，多是俗語，如“趕趟”、“老天巴地”、“嫩的（得）一捏冒水”，達343條之多。他是多么地敬業、認真啊。革命文藝戰士張開平今天還健在嗎？

　　最后，我想說，謹以這篇小文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