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桂林《救亡日報》的人和事

　　1940年我在桂林，時值抗戰中期，此時桂林已形成西南的文化中心，文化人云集，報刊及出版社、書店等事業頗見興旺。在報業中，《救亡日報》是最受讀者歡迎之一種，這張報紙版面八開，但分量厚重，很多文化人在這里寫稿，單以報紙的副刊論，便有林林主編的《文化崗位》，歐陽凡海主編的《批評與介紹》、艾青等主編的《詩文學》等。這些副刊的輪流推出，加上其他版面的專欄文章，成為西南地區讀者最愛讀的精神食糧之一。《救亡日報》是文化人辦的報紙，經費困難，刊登的文章一律不付稿費，盡管如此，很多作者還是樂于為它寫稿。大家都為了堅持抗戰，為了在物資十分艱難的狀態下，使這張文化界自己的報紙能夠堅強地生存下去，由這一共同信念的精神凝聚力所維系。

　　《救亡日報》創刊于1937年八一三抗戰初期的上海，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團體所辦，主持人為郭沫若。上海淪陷后，報紙遷往廣州，主編人為夏衍。1938年初，我從上海經香港到廣州，看到了這張在廣州復刊的報紙，它的獨具一格之處，是時事報導方面不占主要篇幅，大部分的版面，都刊載文化界各方人士的文章，和文藝界的活動信息。我記得還有外國人所寫的文章，例如日本的進步文化人鹿地亙、池田幸子等都經常有文章在那里發表。到以后遷到桂林，版面有所改變，第一版改為全刊登時事消息了。

　　廣州淪陷后，報社遷到桂林，由夏衍全力經辦，報社設于桂林桂西路附近，印刷廠則在郊區觀音山。因籌集經費困難，報社人員的生活十分清苦，每月只拿一點生活津貼，平時的飲食只是糙米飯和一盆蔬菜。但工作人員十分積極，不 論是編輯、外出組稿、采訪等，工作十分忙碌。

　　夏衍的主持工作，看大樣外，社論和時評具體是他寫的。他不僅是位作家，而且是位杰出的新聞工作者和時評專家。除報紙外，他還主編一個刊物《十日文萃》，由附設在報社內一個南方出版社出版，每期除選輯部分各地報刊的重要文章外，大半另行組稿，每期刊首的時論就由夏衍親自執筆。在這期間，他寫了不少對時局評論的文章。到以后1946年他在香港《華商報》工作期間，幾乎每天有一篇時評刊出，一直到1949年離港北上到解放區為止，數年間奮筆未輟。他的時評，不僅記載著上一世紀30至40年代的風云變幻，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字之精湛，具有深可玩味的文學性。

　　夏衍在主持《救亡日報》時，還寫了不少劇作。他一直心系著遠在上海“孤島”上苦戰中的一些新聞工作的戰友，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撰寫著抗日救國的錚錚之音，猛刺著日本侵略者，那些充滿民族正氣的報人，有的被日本特務綁架，有的被日特槍彈暗殺，有的報社被敵人放置定時炸彈炸毀。夏衍對他們的英雄行為一直心馳不已，他身在桂林，心在“孤島”，寫出了以此為內容的多幕劇《心防》，這出戲在桂林公演過。他還懷念淪陷后的廣州，寫了電影劇本《白云故鄉》，由香港一電影廠攝制，不久后在桂林也放映過。

　　《救亡日報》以副刊的眾多見長，這方面的負責人是林林，他是福建泉州人，青年時留學日本，與在日本的中國文學工作者創辦過“質文社”，該社的負責人為郭沫若。質文社曾出版有《文藝理論叢書》一種，介紹蘇聯和日本左翼文學工作者撰寫的文藝理論，林林就譯過其中的一種。我那時只是個19歲的青年，喜歡詩，曾不斷地寫了一些寄給該報。有的登了出來，有的沒有登。有一天，林林走到我工作地方來看我，使我十分激動，應該是一個投稿人去拜訪編輯部的，哪有編輯到投稿人那邊來的?林林是位和藹可親的人，談吐溫文爾雅，我以后也就經常到報社去看他。他對我寫的詩有肯定的地方，又覺得過于憂傷。他是我開始寫作時的第一個領路人，我一直感激他。有一次他告訴我，我的有一首詩被宋云彬指出既不通又不知說些什么，宋云彬向夏衍說了，夏衍就找林林，要他注意。林林告訴我這情況后，我一方面覺得很緊張，一方面又以為詩是表達人的心靈的感情的，可以有人懂，也可以有人不懂。林林 認為應該被人讀懂是對的，他指出我詩句中不少用辭不當和文理不通之處，我很心服，自此后我就改變了那種寫法，我很感激他們對我的批評，我尤其感謝林林。

　　與林林在一起的，還有一位陳紫秋，他既是編輯，又是一位詩人，他的詩寫得很好。我到報社去見到他時，常向他請教。他見我年齡小，讀書無系統，就告訴我要學基礎知識，要讀名家的書，他開了一些書目給我，可惜很多書那時買不到。以后幾年，據說他去了南洋，從此也就杳無信息了。編輯部還有位文學編輯名華嘉，他做編輯外，還寫了不少散文。因為他外勤的事務較多，不常能看到他，我同他的接觸較少。

　　說起外勤記者，報社有兩位女記者高灝和高汾，二人是姊妹，都很聰敏，經常外出寫些報導。我同她們不熟，一直到解放后高汾在大公報工作，我同她才熟識起來。聽她說，她的姊姊高灝，因病逝于英年，是很可惜的。

　　還有一位報社編輯謝加因，是位很有才干的編輯，是報社的重要骨干之一。我同他熟識，還是在報社被國民黨封閉之后，我們一同由桂林南下廣州灣(湛江)同路時開始的，當時同路的還有作家周鋼鳴，因為同路，有說有笑，從謝加因談吐中顯示的知識和才干，使我內心感到欽佩。此后彼此天南地北，我就不知他的音訊了。

　　《救亡日報》附設有一個南方出版社，出版一些時事性的讀物和文學讀物。我不知主持者為誰，但人員大抵相識。其中一位是世界語學者蕭聰，當時的年紀已四十余，管編輯業務。另一位經理人員為張爾華，主管出版發行的，這位經理還是位書法家，寫得一手美好的行書，出版社的書名題字和《十日文萃》中的若干標題都是他題寫的。工作人員還有幾位，解放后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長的王仿子，也曾在南方出版社工作過。

　　1941年春，發生震驚全國的皖南事變，國內政治局勢惡化，桂林文化城因之頓時衰落，許多進步的出版社、書店、刊物、報社紛紛遭到國民黨的封閉或勒令停辦，《救亡日報》也于此時被勒令停刊。于是報社人員四散，各自走向另外的工作崗位。盛極一時的《救亡日報》從此便消失于文化界，但是它的影響，卻存留在現代文化史中不滅，如今老一代的文化人談起《救亡日報》，總是懷著追念不止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