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窗碎影(之五)——《隨想錄》的線裝本

　　今年11月將迎來巴金老人百歲華誕。全國文藝界都在準備熱烈而隆重地慶祝老人的期 頤大慶，中國作家協會、四川省作家協會、上海市作家協會、中國現代文學館和許多出版社、報紙、雜志都在制定包含多種活動內容的計劃和安排。其中有一項是展覽陳列老人已出版著作的各種版本。

　　我就想起十年前出版的一種特殊的、新穎的版本——巴老晚年力作《隨想錄》的線裝本。

　　《隨想錄》第一篇《談〈望鄉〉》發表在1978年12月的香港《大公報》副刊《大公園》，距今已整整二十五年。1979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第一卷《隨想錄》，收入三十篇。其后十年間，三聯書店和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印行過五卷單行本、合訂本、特裝本共九種版本。我未曾統計九種版本一共印了多少冊，反正市上早已不見蹤影，想買也買不到了。若是哪一次書市或者義賣活動中偶爾出現幾本，絕對會成為讀者爭相購買的精品。這本作者用生命寫下的書，越過時間的風雨，它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愈來愈被人們深刻認識，愈久愈閃耀金子般的光輝。

　　十年前的夏天，人民日報老記者、已故的夏宗禹兄來商量為《隨想錄》再印一版線裝本，作為巴金老人九旬大壽的賀禮。宗禹兄從報社離休以后，受華夏出版社委托，一直忙著編纂一套大型的《君子書》，即弘一法師，豐子愷、葉圣陶、馬一浮四位大師的詩書墨跡叢書，由浙江富陽古籍印刷廠印制。這套書內容和印刷裝幀都臻上乘，被人視為珍品，愛不釋手。我們覺得，如果也為《隨想錄》出一版線裝本，那真是再好不過的事。這種版本，若是從經濟效益著想，肯定要賠錢的。但是出版社和印刷廠出于對巴金老人的衷心尊敬，出于對說真話的《隨想錄》的感佩，義無反顧地承擔下來。同樣基于這種心情，一連串繁瑣細致的編輯、校對、照相制版、印刷、裝訂(而且是線裝書)工作，都在有限的日子里倒計時地一一完成。宗禹兄一次次奔走于京、滬、杭三地，仆仆風
塵，不知疲憊。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心愿：一定趕在老人華誕之日獻上這份禮。這位將自己的一生獻給千千萬萬讀者、獻給多災多難的民族的老作家，他最需要的不是什么慶典，不是什么頌詞、鮮花和蛋糕，而是同人民群眾心心相印、息息相關的書。那些時候，不是有人陰陽怪氣地散布什么“講真話不等于講真理”的怪論嗎?不是居然還有人將污水般的唾味吐到老人身上嗎?真理畢竟是真理，任何權勢也是改變不了的。正應了那兩句被人們多次引用的杜詩：“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到深秋，大家的心愿終于成為現實，線裝本的《隨想錄》終于印出來，印刷廠派出專人專車，將第一批書從富陽運到上海，送到巴金老人手上。老人的興奮喜悅可以想見。他將第一套樣書送給題寫封套書簽的冰心老人，委托正在上海的夏宗禹兄用最快的方式送到北京，還在扉頁上寫了幾行字：“冰心大姊：謝謝您的信，也謝謝您的九十朵紅玫瑰，更謝謝您的題定。現在書印出來了，看見您的字仿佛見到您本人，我真高興。托人帶一套給您，請您接受我的感謝，分享我的快樂。巴金”

　　我受巴老和宗禹兄的委托，一拿到由特快件送到北京的書，立即專誠送去西郊民族大學冰心老人寓所。老人住院兩月后才回家不久，身體還比較虛弱，見到線裝本，她高興得不得了，反復摩挲，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她戴上花鏡，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巴公寫在扉頁上的短簡，讀了一行，抬頭問我：“他怎么會知道我要送九十朵玫瑰?我的緞帶剛寫好，作協的人明天才來取呢。”說罷，就催家里那位大姐展開兩條紅緞帶，上面寫著：“巴金老弟九十大慶，冰心欣賀”。

　　老太太真是童心未泯。她不知道九十朵紅玫瑰的信息幾天前已經傳遞到上海了。

　　她們家的“一等公民”咪咪，老太太說它是“人來瘋”，這時縱身一跳上了書桌，在那套線裝本邊摸摸聞聞，不想離開。老太太輕輕愛撫它全身白毛：“你也想看看這套書?”

　　巴公在書里夾了一張照片，是當年七月在四湖邊休養時所攝。老太太將照片立在面前，左看右看，高興地笑起來：“你看他笑得多開心!”

　　停了一會兒，她輕輕地說：“他活得太累太苦了!”

　　我不禁惻然，默默咀嚼這句話沉甸甸的分量。
　　
　　（巴金《隨想錄》，浙江富陽古籍出版社印刷，1993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