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一個軍統上校的筆記》(新華出版社出版)是原國民黨軍統上校關夢齡的遺稿。1948年解放軍圍困長春時,關夢齡任國民黨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處督察長,欠下累累血債。長春解放后,關向我公安機關自首,1953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1969年自盡。李占恒曾是看押關夢齡的解放軍軍官,后來整理出版了這部遺稿。
以命賭明天,開了軍統特務高級頭目自首的先例
晚上,我想找那個胖胖的,說話很遲鈍,看之很老實的干部透問一些情況,特別是寬大政策。
他對寬大政策做了解釋。我聽了這些話,也有些作用,不過我與別人不同,自己的事自己知道。情緒始終忐忑不安,時刻提心吊膽預防著發生什么意外。有人看我一眼,干部在窗外一站,我都認為與我有關。夜里失眠,精神恍惚,偶然入睡,有時夢中驚醒。
25日晚上,我與陳震寰、苗可成、李繼先在院中研究了多時。關于我走的問題,找路條、上火車都已不成問題。他們的意見還是叫我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我猶豫,我提出要向共產黨自首。他們都說那是危險的事,雖然有寬大政策,并沒有見過例證;再說督察處的人不比別的人,北滿殺人唯一的特務機關就是督察處,尤其是我,他們說:“萬萬不能那樣做!”我的理由是:
一、做件非常的事,軍統特務像我這樣的職務,絕不會有自首的,我開個先例,叫共產黨看看。真的把我這個先例殺了,那好了,他們去寬大士兵吧,今后,誰還敢自首?潛伏也是死,自首也是死,寧愿逃跑或潛伏起來,也不自首。所以不一定殺我;
二、到沈陽、到北平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將來被共產黨抓到,用小繩綁上,那就不夠面子了。自己送上門去,該死該活來個痛快;
三、如果寬大政策欺騙了我,將來共產黨就不會成功,而共產黨又何必欺騙我呢?因此,我自首不會不按照寬大政策辦事;
四、我到共產黨那方面去,依我的特務工作能力,再來對付國民黨那些特務——軍統和中統我都有辦法。給共產黨做一些工作,可以得到意外的職位。
我又說:“大丈夫到必要的時候,要拿得起放得下,當機立斷,慎之于事先,不必悔之于事后,有辦法的人到任何時候也不至于糊里糊涂地把自己葬送了。”
苗可成的意思還是叫我再考慮一下,他說的也對,這不是賭錢,孤注一擲,輸贏沒有關系。他說這是賭命,不能輸只能贏。我同意他的這個見解。
和他們談了一會兒就散了,他們回屋睡覺,我一個人在院中徘徊。我想起了從前,1934年我19歲,在北平電話局當出納員,學會了賭錢,學會了一些騙人的技術。父親是東北軍官,自己是“少爺”,在外面招搖撞騙弄了很多錢。在北京前門外人們稱我“關二爺”,背地里稱“小孩王”。要做上海黃金榮和杜月笙那樣的人物。日子一久我成了賭棍。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同鄉馬博權從東北來。他在遼南與我哥一起搞義勇軍。我哥當團長,被日本鬼子俘去,用開水澆死。他到飯店找我是下午兩點,我還沒有起床。他進屋一看:又是女人,又是鴉片煙燈,20歲的青年這樣墮落,他很失望。馬博權對我說:“你哥被日本鬼子用開水澆死,你家仇國仇都不顧,在這過著慢性自殺的生活,你回頭看看東北故鄉,父老兄弟姊妹在敵人蹂躪下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你這青年人就熟視無睹嗎?你人聰明,趕快離開這里,與我到西北去成立軍隊,我有路線。”我很猶豫,經過一天的反復思索,最后決定離開北平奔赴察北。有了1936年那個決定,才有以后的前途。可是今天呢?既然我認為這個決定對,就不能再錯了,一錯再錯,一輩子就完了。輾轉反側想了一夜,還是認為應該自首。不然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受不了。
10月26日起床以后,發下一種登記表,姓名、年齡、職務、經歷。我一看名堂越來越多,昨天重新編隊,造名冊,今天又要填表,我怎么填呢?問題不在這個表上,今后的日子難過呀!填完經歷表,再找個別談話,再從別人那里了解我,我隱藏得住嗎?我一跺腳不填了,把表撕碎,決心自首。
獄中不斷地寫材料,主動檢舉揭發特務罪行,保住了性命
政府人員知道我們這些特務罪大惡極,詭計多端,認為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是特務行為,對政府不會老實,在監號必然搗亂。可是怎樣搗亂呢?特務的手段是什么?他們知道得太少了。有的干部還不知道軍統局這個名詞。他們只知道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鬧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使我們在監號不敢動一動。其實犯人的真實思想動態他們一點也不知道,只知道發號施令,不聽我的,我就給你吊起來,罰站、戴上手銬。這樣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從前,我押過無數的人,拿筆寫一個條子就押,從不考慮住監獄的情況,現在我嘗到了這個滋味兒。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該如此。
6月底的上一個上午,郭股長提我到前樓審訊室,他說了一些鼓勵我的話,并說:“今天叫你寫一份材料,寫軍統局的沿革。這個材料你過去寫了一個輪廓,這次要全面寫一下,有關年月要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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