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清中國文學史講義》后記

　　先父浦江清先生從1929年由清華國學院轉入中文系后，近三十年間，一直從事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他素有撰寫一部中國文學史的心愿，不幸因英年早逝而未能實現。家中珍藏著長期教學積累下來的講義，雖因抗戰而有所缺失，但仍數量眾多，足以完成一部古代文學史。這是父親心血的結晶，它們已等待了半個世紀，再不及 時整理，或許就要被湮沒了。感謝天津古籍出版社，承擔起了搶救文化遺產的重任，出版《名師講義叢書》，給了我們一個替父親還愿的機會。

　　說到教古典文學，人們會想到“老夫子”。父親治文學史卻沒有迂腐的夫子氣。他具有進步的中西史學觀，系統掌握了西方的哲學、美學思想、文藝理論，又深入研習了我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和文藝理論，達到中西融通的境界，因而能在世界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觀照中國文學，能運用科學理論來觀察文學現象，詮釋其源流興衰、發展變化，比較異同。

　　古典文壇向來以詩和古文為正宗，輕視詞、曲、小說。父親深諳歷代文學的蛻變之理，沒有這種偏見。相反地，由于每一種文學樣式的源頭，都在民間，他倒是格外看重率真而富有生命力的俗文學。他在《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中寫道：“凡一種文學，其發展之歷程，必有三時期。一為原始的時期，二為黃金的時期，三為衰敗的時期。此準諸世界而同者。原始的時期真而率，黃金的時期真而工，衰敗的時期工而不真……先生奪第三期之文學的價值，而與之第一期，此千古之卓識也。”宋元話本、元雜劇與南戲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們是真而率、真而工的文學。因此，父親所講的古典文學，不是放在玻璃柜里僅供遠觀的文物，而是充滿生活氣息、具有現實意義、足以引起今人共鳴的文化精品。

　　在整理講稿中，最令我們敬服的，是父親的師德和學養。當時他胃病頻繁發作，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卻承擔了為《杜甫詩選》作注的工作，正值《紅樓夢》討論期間，白天多半要開會，全靠熬夜工作。但在他心中，教學是第一位的。他在1955年4月致陸維釗函中說：“唯課務頗重。宋以后文學史一段，多小說戲曲大部，閱讀既費時間，分析批判能力不足，因此備課時間所費最多。”“中國文學史（第三段）”是中文系本科生的課，以他的功底和長期的教學經驗，任教自然游刃有余，但他卻為備課花費了最多的時間。連教三遍，每遍都有系統詳盡的講稿。一個章節，往往先寫有提要，再作詳述；一個問題，一次寫得不滿意，便再寫一遍。考慮到學生的接受能力，講稿深入淺出。語言風格，也與早期講義的文白夾雜不同，純用語氣連貫的口語。字里行間，處處流露著他對學生的期望關愛，體現著兢兢業業、一絲不茍的認真負責態度。除系統的講稿外，配合著各章節，他還搜集了許多資料。如關于蘇軾的“烏臺詩案”，他抄錄了中丞李定、監察御史何大正等的札子，蘇軾本人的長篇供狀及御史臺的結案狀等，竟達五、六千字。在課堂上講到詩案，只能作簡單介紹，但為此所費的精力卻不知有多少。（本報刊發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