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的自畫像

　　最近一些年，美國出版界暢銷書系列里回憶錄一直經久不衰。讀者貪婪地閱讀有關名人吸毒，亂倫，抑郁癥等亂七八糟的個人問題，而且常常太容易輕信了，像最近作家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被證明的弄虛作假。這種書里有很多人性弱點的故事，以及作者如何獲得救贖戰勝這些弱點。這樣的故事鼓勵人們了解那些杰出人物的平凡生活故事，那些說明個人生活重要性的故事。這和從前喜歡名人生活故事的時代差別很大。當時回憶錄是一些公眾人物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出版的，一個中西部癮君子的回憶錄能夠吸引百萬讀者實在是反常和荒謬的。

　　回憶錄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是保證讓讀者窺探別人的感情世界。莎士比亞在《亨利四世》第二部中說“所有男人的生活都有故事。”盡管這是不錯的，不過容易出現在回憶錄中的只是某些故事，有些內容肯定不會出現。回憶錄不是簡單的回憶，它需要從許多記憶中挑選，闡釋，過濾以便塑造一個連貫的故事，從個人視角創造的完整形象。

　　回憶錄對于現代科學家來說是個陌生的文體。從職業角度看，科學家是客觀世界的某些偏向理性主義者的學生。在《科學的文學伙伴》（Literary Companion to Science）中，沃爾特?格萊茲（Walter Gratzer）把科學家的回憶錄描述成為“從總體上說是些乏味無聊的東西”，這種評價決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乏味的，機械的日常科學研究不能吸引讀者專注的目光，也不適合當代讀者對戲劇性場面，救贖，和大團圓結局的偏愛。人們更容易在文學家的回憶錄而不是數學家或者物理學家的回憶錄中發現這些回憶。

　　但是從另外的意義上，回憶錄非常適合科學家，因為他們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構建敘述（constructing narratives）。諾貝爾獎獲得者生物學家彼得?梅達沃（Peter Medawar）說科學家的工作是“構建解釋性的結構，講解受到一絲不茍、認真檢驗的故事，以便確定這些故事是否符合實際情況。”因為科學家的很多工作對除了少數專業訓練人士外的所有人來說都是難以理解的，神秘莫測的，回憶錄讓科學變得容易接近。自傳性的敘述幫助我們掌握現代科學到底是什么。

　　科學家的回憶錄還能夠提供對寬泛的科學文化的真知灼見，或許提供對我們每個人都很重要的問題的答案。比如科學到底有多民主？在21世紀把科學家當作追求真理和知識的準英雄人物用途有多大？準確度多高？科學家的回憶錄能在個人忠誠，倫理道德，公眾的責任--讓科學家為自己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讓人痛苦的成果負責等方面教給我們什么？在常常被用來作為科學造福人類的證據的新技術和醫療革新成果方面，我們對于科學家到底了解多少呢？

　　奇跡意識（Sense of Wonder）

　　盡管科學家寫回憶錄已經有幾個世紀了，但是20世紀的回憶錄在語調上明顯和從前的回憶錄不同。在從前的回憶錄描寫的世界里，科學是業余愛好者的活動，也就是說科學家純粹是處于熱愛而不是把科學工作當作職業。在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達爾文等人的回憶錄里，表現出來的多是對科學的感情（sentiment）而不是獨樹一幟的科學家性格（scientific personality）。這種感情充滿著持久的好奇和對自然世界的著迷，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個人野心。即使有，也被來自對迄今為止仍然不可知的很多東西的尊重所表現出的謙恭所約束。成為自然規律著名發現者的野心是被掩蓋起來的，表現出在很大程度上與時代文化相吻合的學生式的謙遜，同時還有業余科學時代才能培養出來的那種理想主義，仍然充滿著對偶然性力量的適當的尊崇。牛頓（Isaac Newton）在1727年去世前不久在文章中談到這種情感，“我好像在海邊玩耍的孩子，為偶爾撿到一顆更光滑的卵石，或者更漂亮的貝殼而興奮不已，而真理的大海在我面前仍然是神秘莫測的。”不信奉國教的一位論教派神學家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33-1804)在《普里斯特利回憶錄》（Memoirs of Dr. Joseph Priestley）中表現出對自然世界類似的敬畏。他是神職人員，碰巧喜歡涉獵科學，書中大部分篇幅是對于神學的各種爭論。年輕的時候，普里斯特利接受了五花八門兼收并蓄的教育，學習了代數，幾何，閱讀洛克（Locke）的著作，學習希伯萊語和阿拉伯語。他對自己年輕時被當作天才是非常謙遜的。他寫到“在我看來，我只能說有點野心，想運用對我的職業合適的學說出人頭地。”牧師這個職業對他來說并不總是容易的。他明顯的結巴和非正統的觀點常常考驗他的教徒和宗教上司的耐心。（普里斯特利最終還是在暴亂后從英國逃亡美國，人們對他的宗教言論和支持法國革命的觀點不滿，攻擊了他的家）

　　與普里斯特利懷疑宗教主張相關的是對自然世界的懷疑精神。他最早的興趣是電，他和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保持長期的通信聯系。（在回憶錄中他承認對富蘭克林不是基督徒非常失望）普里斯特利1767年出版了《電的歷史》，影響不大。但是他被派往利茲（Leeds）教區，碰巧住在啤酒廠隔壁激發了他對空氣性能的好奇心。一連串的實驗最終產生了和“固定的空氣”（fixed air）（二氧化碳）相對，他稱為“脫燃素氣”（dephlogisticated）的氣體。這是1774年在啤酒廠發現的。(法國化學家拉瓦錫（Lavoisier）在普里斯特利發現的基礎上，把這種新的氣體稱為氧)。不過即使在這個重大的發現后，普里斯特利與其說是科學家不如說是教士。他的回憶錄描述了法國之行，在那里他遇見了“很多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但是沒有描述他與法國化學家的會面，向人家解釋他的發現。

　　雖然普里斯特利的回憶錄很少顯示個人或者感情上的內容，（談到妻子是只是說鐵器制造商威爾克森（Isaac Wilkinson）先生的女兒），但是它確實為讀者提供了當時的科學文化意識。盡管存在某些專門進行科學研究的人，科學界仍然歡迎像普里斯特利這樣的業余愛好者的發現。一個規模不大、朝氣蓬勃、科學思想濃厚的國際團體，新興的行業還有刊物，舉辦學術會議等活動。但是沒有嚴格推行諸如門檻限制，文憑，和后來超級專業化，因而可以讓科學愛好者普里斯特利對人類的自然知識做出重大貢獻。最終人們可能留下這樣的印象普里斯特利主要尋找精神滿足，其次才是尋找上帝創造的知識的追求者。

　　科學的感情和普里斯特利一樣，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在晚年（67歲到73歲）也寫了回憶錄。不過他的回憶錄比普里斯特利的更完整，更有思想深度。結果《達爾文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成為出版的最迷人的科學家回憶錄，讓讀者清楚了解科學家的生活，這在普里斯特利的回憶錄中是缺乏的。

　　達爾文的回憶錄嚴格按照他一生的先后順序來組織。他寫到在小時候“我對自然歷史的興趣就形成了，尤其是收集物品。我試圖弄清植物的名稱，收集各種各樣的東西，貝殼，印章，郵票，錢幣，礦物等”。學生時代他對自己的評價是“非常普通的孩子，在智慧上低于平均水平”，有一次遇見了一個倍受尊重的哲學家，發現自己和人家相比簡直“像豬一樣無知”。他寫到自己贊同親戚優生學家高爾頓（Francis Galton）的觀點“教育和環境對人的影響非常小，我們的許多能力是天生的。”在劍橋大學，達爾文的“收集物品的熱情”仍然高漲，主要集中在昆蟲，而他在自然哲學方面的閱讀“在我的心中激起波瀾，有一種強烈的激情要為自然科學的高貴結構貢獻自己的一份綿薄的力量。”但是只是在達爾文接受1831年參加貝格爾號（H.M.S. Beagle）科學考察船的活動后他才覺得真正的教育開始了。像普里斯特利一樣，他認識到機會在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貝格爾號船長羅伯特?菲茨洛伊（Robert Fitzroy）顯然不喜歡達爾文鼻子的形狀，“堅信他可以從人的外貌評判其性格特點”，差一點拒絕達爾文參加他們的航行。

　　盡管達爾文在貝格爾號考察船上的經歷（詳細記錄在日記《貝格爾號航行日記》（The Voyage of the Beagle）強化了他收集物品的熱情，提高了他的觀察力和技巧，鼓勵了他“為自然科學的眾多事實添加幾個事實的強烈愿望”，而且讓他產生了“在科學界贏得適當的地位”的野心。然而這是個跳躍性的野心（bounded ambition）。達爾文在晚年時期回顧年輕時的熱情時感慨，雖然他“最大程度上”關心偉大科學家的注意和認同，但是“我不太在乎公眾的反應。”他寫到“我肯定，從來沒有為了得到名譽脫離正常軌道一分一毫。”達爾文自傳的其余部分描述了導致后來發表自稱為“毫無疑問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的那些年的工作。而且也提供了認識達爾文科學感性的內容---一種對過去存在的對科學的心態，盡管在普里斯特利的回憶錄里用不那么戲劇化的形式。達爾文在反思自己職業選擇時用了非常明確的語言：“我相信做了正確的事情，永遠遵從科學，獻身科學”。后來他注意到自己對自然科學“純粹的愛”，一種保持終生的“穩定和炙熱”的愛。

　　這種獻身的語言---與達爾文的難以抑制的觀察，理解和分類的渴望相聯系---是他的回憶錄的中心內容。大自然作家約翰.布洛斯（John Burroughs (1837-1921)描述了這種感性，注意到“像達爾文這樣的人充滿我們可以稱為科學感性的東西。他心中充滿了對事實的理想解釋，充滿了對科學的忠誠和熱情，對大自然力量和神秘現象的著迷。他的所有著作擁有人性的和詩學的一面。”而這些東西是達爾文以后的科學家回憶錄中所缺乏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