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眾人稱甲的"愛國者導彈"

《中國高端訪問(貳)―影響中國文壇的21個人》 余瑋、吳志菲 著  東方出版中心出版

　　舒乙，滿族，北京人，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畫家、老舍研究專家，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堅定保護者。１９３５年８月出生于青島，畢業于蘇聯列寧格勒基洛夫林業技術大學。歷任中國林業科學院南京林產化學工業研究所工程師，北京市光華木材廠高級工程師，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常務副館長、館長等職；出任過北京市民族聯誼會副會長、中華民族團結進步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中國博物館學會副會長。現為中國老舍研究會顧問；系第七、八、九屆北京市政協委員，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２００４年３月８日上午，北京人民大會堂，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

　　主席臺上的講臺前，一位身材魁梧、頗有紳士風度的政協委員臉色凝重、語音洪亮地疾呼：“當前，我國的城鄉面貌正在經歷一次翻天覆地般的劇變，居民的居住環境正在得到空前的改善。然而，伴隨好事而來的，卻是本來不該發生的建設性破壞，大量優秀的傳統的民族的建筑被毀，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化名人故居……給子孫多留點東西吧。文化名人故居就是物質的史書，它們能起托物寄情，托物寄人，托物寄史的作用。讓我們多多珍惜它們吧。”

　　他痛心疾首的呼吁在大會堂四周回蕩，一時似乎與“兩會”喜慶的氣氛相左，其鏗鏘之詞引人關注。這位作大會發言的全國政協委員就是舒乙，他所作的發言是《保護文化名人故居是當前先進文化持續發展中的一個急迫任務》。

　　舒乙快言快語，當記者提出想對他作一個專訪，他爽快地答應了。當面對面采訪時，他說到高興處，表情和語調都很生動，竟坐在椅子上把腳都興奮地蹺起來，不時還打著手勢。在他像個“雜貨店”的屋子里堆滿了書和古董，不大的宅室更像是一個書店或古董店。從他的微笑與手勢里，從他抿嘴深思的側臉上，記者可以感受到他作為名門之后的神采。

　　后來，記者申請加入中國作協，想到由他介紹入會，他一聽，笑聲朗朗，表示祝賀并欣然同意，簽上意見與名字并蓋上大印，且推薦中國報告文學協會常務副會長也為記者加入作協的介紹人。他的熱心腸讓人感動。

　　一回，記者所在單位組織“迎新春京劇晚會”，想到了舒乙，便打電話約請他出席，當時他出席其他活動在外，他夫人接的電話。沒想到，深夜了，才回家的舒乙與記者通話，表示感謝并說自己有事晚會參加不了……他就是這么一個很負責的人，無論是工作上還是生活細節上。

　　奔波在胡同與四合院里的“政協委員”榮獲“愛國者導彈（搗蛋）”綽號

　　其實，舒乙在政協會議上作過兩次大會發言，一次是關于保護名人故居，一次是關于保護北京舊城。發言的題目盡管不同，但出發點與落腳點都是一個：優秀的古城文化不能丟！方正的國字臉、棱角分明的鼻梁，一如他的個性，儒雅不失鋒芒。

　　“走遍全世界，只中國有政協，絕對是個發明。要說‘中國特色’，政協是最有資格的，是個很好的東西，非常有用。政協按照界別組成，選擇每個界別里面的優秀人才，政協是個人才庫。”說起政協，舒乙津津樂道：“國家除了有一個‘人大’立法機構之外，還有‘政協’這么一個專門的議政講壇，很好！它允許各行各界各級的代表人物、多半是專家型的代表人物―――講話，提出建議或者批評，很好！有這個講壇，和沒有這個講壇，本身就很不同，沒有就是一個聲音，有了就是民主，這是輝煌的言論表演場地，這里允許發出不同的聲音。那些不同的建議和批評匯總起來，就是民眾的聲音。這就是民主，一種質量很高的民主、赤膽忠心的民主、中國式的現代民主！”

　　在舒乙眼里，當“政協委員”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責任。他說：“當政協委員是比較累人的，要付出許多額外的時間和精力，要善于動腦，要修煉得有耐心，但我喜歡，因為它讓我愉快，讓我有責任感，有收獲的喜悅，有施展才能和看到效果的機會，這一切都是付出的最好補償。”政協委員每次視察于他而言就是盛大的節日，每次都留下難言的印象和獲益匪淺的見識。

　　千年古都北京，以胡同眾多并獨享胡同文化著稱，有“大的胡同三千六，小的胡同賽牛毛”之說。據最新資料顯示，北京有街巷胡同６１０４條，直接稱為胡同的有１３１６條。隨著時代的變遷，北京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林立在城市四周的新的建筑拔地而起，逐漸替代了往日的胡同和四合院，城中的那片老房子越來越多的成為文物，當人們被重重疊疊的高樓大廈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人們會更加懷念胡同和四合院。

　　舒乙已當了１５年的北京市政協委員，兩屆全國政協委員。作為政協委員，舒乙可謂恪盡職守、鞠躬盡瘁。舒乙對北京很有感情。父親老舍就是一位“老北京”，生長在北京，寫北京，作品“京味兒”很濃。舒乙說，從北京市政協到全國政協，２０多年的政協委員經歷，參政的核心就是保護傳統文化。尤其這些年，為使北京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最大限度地保護文物，他執著地發言、寫提案、在各種報刊上發表文章、與政府有關領導和部門對話……２０００年，面對北京“推平頭”式的房地產開發，面對轉眼之間北京舊城區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現實，他與全國政協委員梁從誡、彌松頤、李燕聯合提出“保護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１０條緊急建議”，他們奮力疾呼：“手下留情！”

　　說到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問題，舒乙針對北京的具體情況談了“問題最大”的民居保護問題，即通常所說的胡同及四合院的保護。“世界文明古都北京是由兩大部分組成的，第一部分是紫禁城和一批昔日的皇家園林。第二部分，占的面積更大，是北京的居民區，它的成片的胡同、四合院和由胡同組成的圍棋棋盤式的結構。如果僅有第一部分，而沒有第二部分，便不是北京。”舒乙不無憂慮地表示，盡管有些論斷諸如“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６００條的速度在消亡”有點言過其實，但胡同、四合院確實正在逐漸消失，現狀不容樂觀。

　　盡管有許多客觀原因，舒乙還是試圖從思想認識上分析“民居保護難”的問題，他認為，主要還是城市決策者在認識上存在三大問題：首先，看不到歷史文化名城的人文價值，舒乙認為，正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地區，甚至是每一個代表性都市的非共性特點才構成了世界的多元化和它的絢麗多彩。他說：“時代在發展，變化巨大，我們為什么要保護四合院，而且還要特別珍惜四合院呢？我覺得它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所以我們必須把它保留起來。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用它，任其消滅，我們的民居都改成現代的、很流行的洋式公寓，那顯而易見，北京城就跟倫敦一樣了，跟東京一樣了，跟莫斯科一樣了，跟香港一樣了，那就沒有北京了。北京城的獨一無二，在于它是先有設計規劃后建城，而不是像世界上的其他城市是自然發展而成的：它的方位永遠是正東正西正南正北的，每個城門之間有２２條胡同，每條胡同相隔７９米……這些才是北京城特有的機理，破壞不得！”

　　“民居保護難”還因為有些人看不到我們的歷史文化名城有著完全符合客觀發展規律的特質，有最先進、最科學的因素。舒乙以北京的四合院為例，認為四周是房，中間是院子的結構最能讓人貼近大自然：“我覺得四合院雖然很古老，但是它有非常超前的科學性。四合院四面的房子中間包著個小院子，里面種樹種花種草，是植物的世界，這些樹會竄得很高，樹冠會高過房脊，會形成一個樹組成的傘，把這個小院子罩住，這樣，在這個小的局部環境里面，人跟一些植物生活在一起，這些植物能調節小院子里的氣候，它可以除塵，可以保持水分，它可以防止噪音，可以……，這樣是非常科學的。”

　　喝了口茶潤潤喉，舒乙緊抿雙唇，語氣凝重地說：“總的說來，四合院有它光榮的傳統，有美學上的價值，有建筑學上的價值，有人文上的價值，有居住上的價值，還有它非常先進的思想，那么它不應該被當作一種落后的東西，被歷史所淘汰。相反的，我們應該挖掘它里面科學的東西、先進的東西，千方百計地把它保護起來，能夠變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而且賦予它新的生命。”

　　隨后，舒乙還分析“民居保護難”是因為看不到那些老建筑，如果保護得當的話，必然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這已是被國外無數事實證明了。他舉了自己切身接觸到的一個案例來說明。有一次，瑞典駐中國大使館的公使來到他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里的辦公室，對他說：“我要退休了，我在北京工作了２０年，算是老北京了，在告老還鄉之前，我有一些話要說……瑞典斯德哥爾摩８０多年前與現在的北京一模一樣，玩命地拆老房子，蓋新的，拆到最后一秒鐘，突然覺悟了，保留了城市最中間０．８平方公里的老房子（我們北京的二環內是６２平方公里），而正是這０．８平方公里的‘老’斯德哥爾摩，每年吸引百萬國外游人，創造了整個斯德哥爾摩旅游產業百分之六十的收入。請你告訴北京市長，可別再拆了，都是寶貝啊……”

　　言猶未盡，舒乙接著說：“沈從文老家鳳凰城，有很多木頭的吊腳樓。黃永玉是沈從文的外甥。２０年來黃永玉一個人孤軍奮戰，不讓當地人拆那些吊腳樓。現在鳳凰城全市人都該感激他，一個長假那里就有４０多萬游客，你想那是多大的經濟效益！就是因為你太特殊太古老了，人們才會想去。我認為，北京的珍貴在于其‘老’，而不在于其‘新’。北京的‘老’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北京的‘新’卻是充滿了共性的。”

　　舒乙在分析完“保護難”原因后，給出了自己的保護思路：由政府出資，用納稅人的錢在胡同里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房屋的外部建構、外觀基本保持不動，內部實現現代化；房屋產權實行私有化；政府對于城改工程，實行微循環逐一區別對待的方針，把有價值的優秀建筑保護下來；以２００８年奧運會為契機，打開五個、十個最優秀的四合院，將其改造成博物館、賓館等，打造老城老街的品牌等等。

　　這些年來，舒乙力倡掛牌保護文化名人故居。“掛牌紀念，只需注明某人屬于某專業于某年月在此居住就可以了，目的在于保護它不被拆毀，將它定成文物和景點。房子內部該怎么用還怎么用，該疏散人口的就要疏散，基礎工程該做就做，不要破破爛爛，不要大雜院，內部該現代化就現代化，好好保護其外形和色調就行。房子的建筑價值在評估上并不是第一位的，人文價值應放在首位。”然而，文化名人故居屢屢被毀讓他十分心痛。僅舒乙本人在北京參與營救而沒有獲得成功的文化名人故居，就有曹雪芹在北京蒜市口的“十七間半”故居，美術館后街２２號院旁門趙紫辰、趙蘿蕤故居。后者曾保存有陳夢家先生收藏的最為珍貴的明式家具。“拆除曹雪芹故居的嚴重性，就如同拆除歌德故居、莎士比亞故居、雨果故居，最后雖有‘易地重建’的方案，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十足的贗品。因為，從環境到地址到建筑材料到構件，沒有一樣是原樣的。”舒乙強調，“而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次的破壞，就是永久性的毀滅。”

　　受父母親的影響，舒乙對文化的保護是執著的，年已七旬的他為了保護文化小院，不辭勞苦，屢次上訪，多次用畫作和言論呼吁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對于舒乙保護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執著，人們褒貶不一，一方面熱烈響應，反響強烈；另一方面，激烈反對，反響同樣強烈。舒乙還因此“光榮地”獲得了“愛國者導彈（搗蛋）”的外號，但舒乙堅信“說了不白說”。因為，他們的苦口婆心終于有了正面的實際反饋：北京市政府責成首規委、市文物局和市規劃院限期制定保護古都風貌的規劃，該規劃幾乎吸取了他們的全部建議。為此，舒乙曾激動地當面向市長們說：“我要‘叩頭了’！”

　　風雨的浪滄，歲月的磨逝，使大多數的胡同和四合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院落中的一磚一石卻記錄下了時代的變遷，喚起了人們對歷史的追憶。漫步在這樸實而恬淡的胡同或小院中，細細品味散落院落里的生活情趣，你也許能領略到滲透在這小小胡同或四合院中的文化神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