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瑛：用真情頌歌時代最強音

《中國高端訪問(貳)―影響中國文壇的21個人》 余瑋、吳志菲 著  東方出版中心出版

　　李瑛，著名詩人，有“部隊詩人”之稱。１９２６年出生于河北豐潤，１９４９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文學院。歷任隨軍記者、部隊文藝工作者，《解放軍文藝》編輯組長、副總編、總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副社長、社長，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部長等職；出任過中國文聯執行主席、中國作協主席團理事委員、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理事、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常務理事。

　　“長詩熱”已經構成了詩壇的一道風景。最近，記者在書市上便見到過好幾部，有《共和國第一旗》（５０００余行）、《鄧小平》（６０００余行）。據說，南京有位作者創作了長詩《孫中山》、廣東有幾位作者合寫長詩《百年期待》，河北有人在寫一部３萬余行的長詩，四川一位詩人在寫關于世紀思考的長詩，４０００余行。近一段時間以來文壇上寫“長詩”的越來越多，這種久違了的“長詩熱現象”正在引起人們的關注。

　　在生活節奏日漸加快、人們生活更加忙碌的今天，詩人們為何選擇了長詩的創作？或許這些詩作者正在探索一條新的詩歌創作之路，或許漫于詩壇的某些詩風（如疏遠政治、躲避崇高、怪誕晦澀、矯揉造作等）已經讓人產生了厭倦，長詩熱正好是對這種不良詩風的糾正。于長詩，如今的青年人想必并不陌生，中學課本上便有老詩人李瑛的長詩《一月的哀思》，成為人們百讀不厭的精品。今天，他又寫下了３６００余行的長篇精品《我的中國》。

　　生活給詩人以糖

　　回顧著名詩人李瑛多年來的作品，從表現焦裕祿事跡的《一個純粹的人的頌歌》到懷念偉人周恩來的《一月的哀思》，從紀念彭加木的《羅布泊的石子》到探討人生價值的《我驕傲，我是一棵樹》，直至紀念唐山大地震２０周年、香港回歸的這部長詩《我的中國》，雖然創作年代不同，但詩人李瑛的詩作卻始終關注著其時最令人矚目的社會焦點。

　　對此，李瑛如是說：“一個作家應該懷有崇高的理想，一個詩人，應該時刻關心時代的變化。在我５０多年的創作中，我寫過各種類型的詩，但寫得最多的還是這類政治抒情詩。著名詩人艾略特曾說過，詩人表達自己的感情，就是在寫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我覺得，真正偉大的作品，應該與時代、人民群眾的脈搏是相通的。”李瑛講，他不會“編詩”、“編故事”，只是記錄了自己看到的、內心中永遠忘不了的東西。正因為他把自己也放到了詩里面，用真情、說了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所以他的詩作總是那么膾炙人口，撼人肺腑，《我的中國》這催人奮進的旋律便表達了詩人對祖國、對民族真摯的愛。

　　李老也承認，政治抒情詩不是用新聞語言、社論語言去反映國家、民族、人類所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詩人要運用經過提煉的、藝術的語言，選擇比較強的、有表現力的詞匯，新鮮的意向，準確地反映詩人的思想感情。這樣才能使讀者產生感情共鳴，得到美學上的享受。”詩人的靈感來自情感的積淀，他的詩乃是“一個老人 ／ 含著激動的淚光 ／ 歌唱”。

　　“時間都已死去 ／ 歷史卻并未失重 ／ 時間都已死去 ／ 聲音卻并未冷卻”。“我就是從一杯酒 ／ 認識釀造它的是 ／ 昆侖山頭的白雪 ／ 屈原的嘆息和 ／ 杜甫的渴盼”。

　　《我的中國》作為一部抒情長詩，除了充沛感情的始終貫注，思想的深邃和視野的開闊也值得稱道。《詩刊》編審、著名詩評家朱先樹這么評論李瑛的這部長詩：“在詩人的筆下，祖國的概念是深遠和豐富的，是輝煌與悲壯的民族生命的歷史和精神存在。”長篇抒情詩《我的中國》確實可視為思想深刻的歷史沉思錄、視野開闊的文化發展史、五彩繽紛的時代風貌圖、氣壯山河的英雄交響詩。詩人以自己的成長和人生經歷，以勝利、歡樂、辛酸、眼淚和鮮血作為見證，要我們珍惜經歷改革開放后祖國發展繁榮這來之不易的今天。在這部長詩中，李瑛以濃墨重彩描繪了改革開放的時代風貌，以藝術思維方式和詩人特有的敏感，捕捉到嶄新的生活現象，以如實的筆墨和富有跳動感的組接，構制了時空開闊的歷史長卷。詩人的頌歌既是唱給今天，也是唱給未來。他面對下一代深情地唱出：“現在，在陽光下，讓我們一起 ／ 從五十個十月用二十世紀末的窗口 ／ 眺望未來”，詩人對未來充滿熱情和自信：“讓我們相信未來／并滿懷信心地走向未來。”

　　談起創作長詩《我的中國》的緣由，李瑛感嘆：“５０年來，我們的國家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作為詩人，我覺得，在世紀輪回轉折這值得紀念的日子里，應該以我最簡單、最純真的方式表達我對祖國的愛。”然而，詩人關注國家、關注時代、熱愛自己的國家，并不是淺薄、表面的美化，庸俗、廉價地吹捧，而是把一個普通人的情感、真實的內心感受寫到這部長詩里。“我把所有的感情都融入了這首長詩：我愛我的祖國，盡管它現在還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它卻是大有希望的。”
　　
　　學習給詩人以鈣

　　李瑛出生在一個鐵路職工家庭，兄弟姐妹九個。童年和青年時代家境貧苦，作為四男中的老大，他未及高中畢業便被迫離家。還在讀中學時，１８歲的他與同窗好友就聯合出版了第一部詩集《石城的青苗》。

　　“我小時候十分喜歡讀書，養成了總想爭分秒讀書的習慣，但家境貧寒，沒錢買書。”

　　１９４５年，李瑛有幸考進了北京大學文學院中國語文系。于是，他如饑似渴地借讀圖書館里早就想讀的書。“我是這里的常客，特別在大二大三時，有了常坐的習慣位置。”在這里，除瀏覽主要的文藝報刊以及借閱課堂上所需的參考書籍外，李瑛更多的是閱讀大量國內外文學名著，有詩歌、小說，也有一些文藝理論，大大滿足了他難以抑制的求知渴望。“我與圖書管理員關系很熟，記得有過幾次，我借的書因已被人借走，管理員就把這事記在心頭，過一段時間就主動送書給我，并向我推薦有關其他書刊。”為開拓學術視野，念中文的李瑛在校還選修了部分西語系的課，閱讀了大量外國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表現形式和不同藝術風格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詩歌。

　　當時，文學大師沈從文在北大教“創作實習”課程，李瑛至今還清楚記得，大二開學不久，沈先生在課堂上講解了一些寫作體驗后便在黑板上寫了“鐘聲”二字，要求學生命題作文。由于沈從文當時在三家報紙的文藝副刊兼任編輯，因而學生們都很想把文章寫好，希望能被他拿去發表。“

　　我寫的這篇短文《鐘聲》，不久便被沈先生拿走，第一次在大報紙上的文藝副刊上發表了，還得了點小稿費補助伙食，心中十分高興，更激發了我創作的熱情與信心。”此后，李瑛時常去沈從文家請教于他，每次沈先生總是十分熱情地沏上一杯茶，或沖上一杯牛奶，之后給他講做人的道理、寫作的心得，還不時送李瑛幾本自己的著作。“他對我的扶助與教導，我銘記在心，難以忘懷。”

　　“從中學開始寫詩的我，那時對文學并沒有多少正確的認識，也沒有判斷好壞的能力，在大學我才真正懂得文學是什么，藝術是什么，詩是什么，美是什么。”在大學期間，李瑛的生命和詩一起得到了成長。很快，大公報《星期文藝》、益世報《文學周刊》、《文學雜志》與《中國新詩》等好些知名報刊刊用了李瑛不少詩作與評論文章，這些對李瑛以后的文學創作起了莫大的鞭策、激勵作用。“盡管那時我的物質生活很差，不敢花錢去吃好的伙食，只是偶爾才去學校的小飯館吃碗餛飩，但很滿足，畢竟我學識上有長進。”有一段時間，李瑛還抽暇去打工，以補每月伙食費的不足。就是在這拮據的環境中，我們的詩人戰勝了自己，成就今天的“人民歌手”。母校使他難忘，他生命中最凝重的底色，無疑是北大賦予的。多年后，李瑛在一篇文章里這樣深情地描寫北大歲月：“在這里，……我學習寫作，寫了不少的詩篇，那一個個不平靜的日日夜夜，便是孕育我的詩歌的基因。”

　　在北大的四年里，李瑛廣泛涉獵中外名著，深受中國古典詩詞和現代新詩的熏陶，深入接觸西方從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的各種詩潮，并開始發表一些頗具現代意味的詩作。因此，在與新中國同時成長的軍旅詩人中，李瑛可說是文化準備和藝術修養最為充分的一個。

　　不久，讀書環境被打破，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了全面內戰。作為地下黨員的李瑛，這期間常常撰寫、編印一些封面加以偽裝的政治宣傳品的小冊子，鉛印裝訂后暗中發送。他用化名陸續寫了許多反映當時學生運動和決心戰斗的詩歌作品，抄在墻報上，貼在紅樓和民主墻上。在北平迎接黎明的前夜，他的導師們常常會收到一份份振奮人心的傳單，那上面帶著解放區的春色和戰場滾滾的硝煙。李瑛的導師中，許多人都不知道寄傳單的，就是他們的這位得意門生。今天，詩人走在北大紅樓舊址處，不無追思、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