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其章：二十年搜書自供狀

　　記得十五六年前的一個和暖的下午，我從琉璃廠海王屯阝舊書鋪出來，站在院子里等人，過來一年長者，見我手里拎著一捆舊雜志，便問我買去做啥?我信口回了一句：“藏書呀。”長者驚詫：“你藏書?!”至今猶記得他老人家那神情中的不屑與輕蔑。我現在理解了“藏書”的分量，長者輕蔑有理，我應該回答“喜歡”或“買回去看著玩”，回什么都行，就是不該說自己是“藏書”，真不知天之高地之厚。現實生活中卻非如此，前幾年樓門里還實行每戶輪流查水表、煤氣表、電表，有一次輪到我家被查，查表的又是一位年長者，見到寒舍的一排書柜，驚詫地問：“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藏這么多書?!”樓內“雞犬之聲相聞”，只有查水電時才來往，我這回一笑：“這還算多啊?”他以為我是在文教部門上班呢。這樣的情形碰上幾回“友邦驚詫”，我終于明白了，正經家庭過日子，不該有這許多書，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你就是藏書，或者封你為藏書家，如果自己再缺乏自知之明地一五一十地數起了藏書的數量，那真的是“愚不可及”了。 

　　我還是喜歡“攢”(zǎn)這個字眼，攢是隨便玩玩，一涉及“藏”，就太近乎正經八百了。我有攢書的念頭始于“文革”年代，某次花六分錢買了一小冊革命宣傳材料，把它謹慎地收藏在抽屜的旮旯，那是我的“書之初”。很奇怪，那么一剎那的念頭卻永久清楚地記住了，凡事講究“深挖思想根源”，我的根源始于六分錢。 

　　父親是研究明史的，與吳晗、謝興堯等明史專家有過交往，鄧拓還批閱過父親的文稿。為了明史，父親不顧母親反對，舉家從上海遷往北京，理由是北京是明朝之都，研究起來方便。等我少年時，家里已有一面墻的書柜書架。幾十年風霜雨雪嚴相逼，父親的藏書損失殆盡，有時候是舊書店的人上門收購，還有的是自己拎到舊書店賣掉。我更對跟著父親去賣書感興趣，收舊書的是一長柜臺，你要賣的書放在上面由老師傅挑――“這個打七折，這個打九折，這些只能上秤了。”我覺得好玩，哪里懂得大人賣書時的苦酸。父親的藏書目錄現在我手中，我常問他，“這本怎么沒了?這本還在嗎?”他說都為了你們換飯吃了。當年用過的書柜早已無影無蹤，僅剩下一個四層的書架在我這里，幾次搬家幾次處理舊貨都沒舍得淘汰，永遠地作為一個家庭書史的紀念物罷。 

　　父親的藏書不能滿足少年時代我的閱讀興趣，還是與同時代同齡人一樣，喜歡《鐵道游擊隊》、《紅巖》、《烈火金剛》、《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類的經典革命小說。這十幾年來，我已悄悄地把少年時讀過的后來全丟棄的這些紅色小說，一部一部從舊書攤淘了回來，當然不是新版的，必須是五六十年代初版的，最好還是插圖本。別小瞧了這項懷舊，雖說當年這些書的印量都是幾十萬上百萬，但真正淘到一本“九品”以上的，還真不是“手到擒來”那么容易。小說傳閱的人多，污揉折損者占絕大多數，攢書當然要挑潔凈的，所以增加了難度系數。不光是初版，不光是插圖本，難度最高的是當年印量很少的精裝本，《暴風驟雨》、《紅巖》、《敵后武工隊》、《創業史》、《青春之歌》、《播火記》，寒齋都是九品之上的精裝本，我把這些書看得很重，旁人不解，常笑話我檔次低。他們哪里明白，這不是簡單地懷舊之情，更多的是“懷窮”，那年月哪有買書的閑錢呢?看書都要跟人家借，限期還書。現在富了絕不該忘了過去，“傷哉貧也”。在讀小說中，我們美好的少年歲月一頁一頁翻了過去。 

　　插隊八年，當然是什么也攢不成了。“三言兩拍”之類的舊小說成了知青們的“最愛”，看得太熱衷終于被積極分子告發，派人來查，我們只好一頁頁撕下扔到灶火里燒掉，至今猶記火光中迷茫的思緒，書荒年代心更荒。書籍成了危險品，一看書，就有人匯報你不熱愛農村不熱愛勞動。某日，我隨手寫了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在宿舍的柱子上，村支書見了，馬上質問是什么意思，什么傾向?能有什么高見，閑得無聊唄。有一個冬季沒回北京過春節，想趁著宿舍沒人之時，悄悄地讀一遍《紅樓夢》，計劃趕不上變化，上級又給安插進幾個當地的知青，知人知面不知心，《紅樓夢》沒看成，白受了一冬的罪。 

　　回城之后，找工作談對象結婚找房子生孩子，蹉跎歲月，混混沌沌，幾乎把書給忘了。一切稍安，“攢”書之念又冒出來了，正所謂“六根未除，七情不絕”，一碰到適宜的溫度和土壤，它總會冒出來。市面上“書禁”大開，書越出越多，不勝其攢，也難怪呂叔湘責怪“書太多了”――那真是一篇妙文。結婚時，我的“嫁妝”也就是十來本書，其中惟一的舊書是父親劫后余存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我對鄭振鐸對版畫感興趣，皆因此書而生，甚至買了千元之巨的《中國古代木刻畫選集》，一對比，新翻印的版畫沒有舊翻拍的版畫來得有味道，終于醒悟：舊書之魅力來自陳舊感，“翻舊”終不能“如舊”。從此開始棄新迎舊，一腳踏進琉璃廠舊書鋪。彼時舊書業早已過了鼎盛期，自己又不知門徑，瞎打瞎撞，花了不少冤枉銀子買回一堆垃圾。那時極少指導“藏書”的書，全憑個人悟性，悟性好的動手早的，終于成為藏書家，悟性差的跑跑顛顛一事無成，馬齒徒長，枯坐在藤椅里感嘆如煙往事。我比較過同年齡段的一些上一輩藏書人，總在琢磨，他們之間的差距為什么這么大?成功者為什么總是少數?悟性，是惟一的解釋。藏書，缺少了悟性，成不了氣候。現在的形勢更嚴酷，光憑悟性也不靈了，缺乏足夠雄厚的金錢，亦只能是干瞪眼。 

　　下鄉插隊絕非自愿，時勢所迫。學校一個勁地催逼，我當時不由得聯想“十二道金牌”催岳飛回師的故事。還抄下過馬克思在十五歲時作文中的一段話：“我們往往不能自由地選擇適合于自己的職業，因為當我們能夠決定客觀條件之前，客觀條件已經決定了我們。”后來喜歡上舊書刊，又使我想起馬克思這句少年老成的話，變更一下即符合舊書業現狀――“我們往往不能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歡的舊書，因為當我們有條件購買舊書之前，舊書時代已離我們而遠去。” 

　　上世紀80年代的舊書店已見不到像樣點的舊書，我使勁地回憶那幾年流連舊書鋪的情景，也沒有想起什么太值得今天大后悔的貨色，而且那時候舊書已成為緊俏貨，不走后門是買不到的，消息再不靈通，更是求書無門。有人說，舊書價從來沒有便宜過，一直高高運行在普通家庭支付能力的水平線之上，事實確是如此，一本30年代世界書局版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要價40元，我只是因為喜歡它的封面買了，父親說太貴。二百冊連號的《立言畫刊》(30年代，北平出版)要了我一千七百元，80年代這是一筆大錢，將近兩年的工資。我有記日記和記書賬的習慣，每一本書都有登記，買便宜了還是“冤大頭”了皆一清二楚。二十多年在舊書上一共扔進去多少錢，皆有賬可查，誤差不會超過一百塊。每年年尾，最怕總結書賬，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又把活錢變死錢了。“物常聚于所好”，所好必大費，深藏必厚亡，道理全懂，就是一瞅見書就管不住自己。藏書家姜德明先生在拙著《漫話老雜志》序中說：“隨著古舊書刊的日漸稀少，近十多年我已很少進舊書店的門了。平時倒喜歡看別人寫的訪書記之類的文章，似乎亦可代替逛舊書攤的樂趣。發現人家挖掘到不經見的版本，也很驚喜，羨慕，甚至會引起往日訪書時的熱情和沖動。” 

　　“熱情和沖動”是愛書人內心的真實感覺。一旦失去了對舊書的“熱情和沖動”，那就說明你真的與書俱老了。每年結賬時都告誡自己來年一定要壓縮購書開支而來年仍積習難改，“一見舊書就想掏錢”，這就是沖動，這就證明你還年輕。若想永葆青春或返老還童，那就攢書吧。 

　　（本文摘自《搜書記》，謝其章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定價：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