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豈需良辰吉日？

　　有人夢里回到唐朝，有人夢里回到先秦。自從意識到本國淪落為“文化小國”，中國人對“文藝復興”一詞可謂夢縈魂牽———既痛徹骨髓，也愛徹骨髓。

　　審時度勢，劉軍寧先生最近在《南方周末》上撰文呼吁“中國，你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其情也殷殷，其勢也磅礴，讀來令人唏噓感動。然而，文中部分觀點，筆者實不敢茍同。

　　文藝復興與蓋屋上梁

　　比如，劉軍寧先生說，“中國一直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備發生文藝復興的條件。今天的條件也許不是絕對成熟，但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成熟。”

　　不知何故，劉先生在此用了“絕對成熟”這個歧義叢生的概念，卻未做任何解釋。“中國一直需要一場文藝復興”誠然不假，然而，以“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成熟”這樣“今天是個好日子”式的論據來吁請今世之文藝復興，在客觀上貶低其他歷史時期的愿望，不說是曲解了文藝復興，至少對于此番呼吁陳情而言有如“狗尾續貂”。

　　不可否認，一切文藝都是人的文藝，除了人之外，本無所謂其他重要條件。文藝復興事關創造，而創造源自于人類追求自由與美的本性，它是一種自發的秩序，只有在客觀上爭取到多和少的問題，而無主觀上可有可無的問題。試問古往今來，大凡智力正常者，有誰甘心自己的創造被權力、社會或舊有觀念所湮沒？無論我們生活在哪個時代，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文藝復興”的種子，都渴望生根發芽。

　　進一步說，文藝復興發生于日常生活，發生于每個人對自己創造力的堅持與創造物的堅守，我們認同文藝復興的價值，但不必像鄉下迷信的人蓋屋上房梁一樣，非要擇一個良辰吉日才肯文藝。如果我們承認文藝復興是個體力量的崛起，就必須承認，只要對文藝的壓抑存在，只要對個體創造的壓抑存在，那么任何時間都是文藝復興的最佳時間。就像我們承認中國人在任何時候都應當擁有人權，因為人是人權惟一真實而持久的條件。

　　不是運動，也非項目

　　所謂“文藝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謀求文藝復興的結果應該成為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種常態，它決定了作為過程的文藝復興既不是一場可能隨時結束的運動、一個需要進行可行性論證的項目，其愿望與前景也不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盛行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也只是對人類過往生活的一種抽象的概括，是一種“去蕪存精”的歷史的減法。事實上，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文藝繁榮與歷史增量，并不是因為有人響應“文藝復興”的號角才得以實現。換言之，并非有了文藝復興的文化動員，才有了一代或幾代人的“同去同去”；并非有了文藝復興的可行性分析報告，才有了那些輝耀今世的美輪美奐的創造。

　　與此同時，當我們將文藝復興比作一個需要等到“時機成熟”方可啟動的項目，那些反對“文藝復興”或創作自由的論爭者們，就可以用相同的邏輯來反對你。承認現在“更具備發生文藝復興的條件”，變相認同文藝復興是一場有最佳時間的“運動”，更意味著在客觀上對歷史上種種壓抑文藝的行為進行某種程度上的“合法性”辯護。任何不開放的時代，都可能借口“時機尚未成熟”來壓抑文藝與個人，或者輕描淡寫地聲稱——“既然有更好的時機，我們為什么不稍安勿躁，再耐心等一等呢？

　　是文藝復興，還是社會重生？

　　弗朗索瓦一世被尊為法國的“文藝復興之父”，他一輩子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打意大利戰爭，結果功敗垂成，當了俘虜；二是積極向當時已經氣象萬千的意大利學習，他也因此青史留名。打意大利戰爭，人為刀劍所消受，向意大利學習，人因思想而上升。顯然，刀劍對人類做的是減法，而思想卻在做加法。以此為鑒，我們相信，堅持文藝復興時代的價值，就在于讓每個人，無論他生活于一個怎樣的時代，都要而且都可能通過自己的思想與創造做歷史的加法。

　　眾所周知，“文藝復興”(Renaissance)是歐洲歷史上一次重大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個百花競放、碩果累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的光輝時代”。

　　事實上，無論在英文，還是法文中，“Renaissance”一詞都沒有“文藝”內涵，其本義只是“重生”或“新生”。由此出發，文藝復興不過是個人及其創造從神權統治下被救贖出來的過程與結果——只不過此一時期的光怪陸離，多通過文藝表現并流傳于后世，因此給人一種印象，以為彼一時代的賞心悅目全在文藝。如果我們承認藝術源于生活，承認藝術自由源于個體自由，就不難發現，文藝復興的出現，不過是個體生活再造后的必然結果與外在表征。

　　顯而易見，“文藝復興”不只是文藝上的復興，人本主義的降臨也不是對希臘文明的簡單復制。這場揭開中世紀葬禮序幕的“重生”本質上說是“個人與社會的重生”，是一個以人本主義為美的新時代的呱呱墜地，是一個以個體創造為價值指引的新社會的脫穎而出。它四射的光芒穿透中世紀的黑暗，既續接了古希臘文明的人的傳統，又對即將到來的啟蒙時代敞開了大門。

　　應該說，希臘文明的有趣之處，就在于希臘的神沒有喪失人性，他們永遠和人類糾纏在一起。眾所周知，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無不滿懷人世間的愛恨情仇與哀樂喜怒。那些手眼通天的神，亦不過是人世間被夸大的英雄。回望中國，意味深長的是，就在不久前，當有雕塑家在網上公開制作“哭泣的孔子”的泥塑時，立即有網民怒不可遏。在我看來，網民表達自己對孔子的獨一無二的愛戴時，似乎也剝奪了孔子身為凡夫俗子的哭泣的權利，壓抑了當代人基于歷史的創造。

　　個體創造是人類一切創造的基石。如法國思想家圣西門在《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中所說，考察人類理性的發展史，不難發現，“人類理性的幾乎全部杰作，都應當歸功于那些獨立思考而且常受迫害的人”。援此而論，有理由相信，現代文明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竭盡可能確保人類進入“凡創造者必得時代報償”的正義之境。

　　如果我們承認文藝復興只是個體重生的意外驚喜，就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今日中國所需要的與其說是一場文藝復興，不如說是一次社會再造運動。中國需要重新發現社會，需要重新發現個體生命的價值及其聚沙成塔、創造歷史的一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