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影響我的幾本書

　　袁偉時，1931年12月出生于廣東興寧，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國。

　　對我的人生道路影響最早和最大的一組書，都是關于中國近代史的：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和《竊國大盜袁世凱》。那是1947至1949年間，我在廣州南海中學念高中時讀的。范著是一個學派解讀中國近代史的代表作；其他3部宣傳反帝反封建理念，不是通常說的學術著作。讀后深信不疑，幫助我走上革命道路。

　　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進大學本科到念研究生，一心一意想參加經濟建設。可是，1957年從研究班畢業后在中山大學執教，運動接著運動，虛擲了20年最好的青春歲月。“文革”后我承擔的教學任務是中國近現代哲學史。在教學和研究中，深感這一領域左禍猖獗，虛假的東西太多，撥亂反正，任務艱巨。在許多問題上，我往往需要鼓足勇氣直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在這個過程中，魯迅和胡適成了我治學的導師和告別蒙昧的指路人。

　　1948、1949年，廣州漢民路(今北京路)的開明書店推銷《魯迅全集》，我向爸爸要了一筆錢，打算買一套。錢到手后，一位朋友考上大學沒錢交學費，我主動把錢給了他。幸好同班同學家境都較好(學校位于廣州有名的“西關大少”聚居地旁邊)，大家湊了一筆錢，在班上建立圖書角，由我負責買書和管理。于是，魯迅著作的單行本全都進了我們班的書柜；我則一本一本，讀完了除一些過于冷僻的學術著作以外的他的大部分書。

　　進入大學以后就很少看魯迅了。但《且介亭雜文》序言有句話：“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一直銘記在心，不敢逾越。到了要著手研究歷史了，它自然涌上心頭，成了我千方百計搜集史料的動力，分析人物的方法，約束學術良知的規范。沒有讀過研究對象各個時期的主要著作，厘清思想發展的軌跡或事件的來龍去脈，我不敢亂說話，因為這關乎天理良心。

　　我的一個小小的發現是：為什么長期以來，中國近代史領域，隨意褒貶歷史人物的現象那么嚴重？除了意識形態的影響外，從方法上看，是把不同年代的材料混在一起。于是，要褒要貶，材料可以信手拈來，看似有根有據，實則脫離具體年代的史料，成了可以任意涂抹的油彩，歪曲了人物的本來面目。

　　把近代中國主要思想家的著作讀了一遍，既窺視了他們的思想，又領略了他們的方法。其中讓我受益終身的是胡適諄諄教導他的學生的3條意見：

　　頭一條是懷疑。胡適說：“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證據而后信。”(《胡適文集》第五冊第518頁，北大出版社1998)這是治學的不二法門。學問始于懷疑，這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學者的共識，也是真正的學者與御用文人的分水嶺。馬克思坦言：“懷疑一切。”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黃宗羲也斷言：“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1956年，大學中彌漫“向科學進軍”的樂觀情緒。有一天，復旦經濟系的老師們齊集講堂，漆琪生、伍丹戈、余開祥、江澤宏、蘇紹智、蔣學模等老師全來了，向我們傳授治學方法。有位導師轉述于光遠先生的生動比喻：“為什么疑問號是一個鉤子？只有懷疑才能鉤到學問！”對盲信成風的中國而言，這些是覺世的警鐘。要是我在學術園地中有點滴成就的話，首要原因是堅信懷疑是學問的起點。

　　二是憑證據說話。胡適有一句名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

　　三是敢于承認自己無知，孜孜不倦彌補缺陷。胡適總是勸導自己的學生一定要買幾本好字典，就是彌補無知的好方法之一。漢字很多，任何人都不可能全識；我自己更是識字不多。因此，不懂就查字典或其他工具書，已經成為我的生活習慣；也是一再提醒我的學生應該遵守的治學規則。近年我喜歡給年輕朋友建議：電腦裝上《金山詞霸》；買《漢語大辭典》(普及版)和《現代漢語詞典》。

　　這幾年，有所謂胡適還是魯迅之爭。其實，兩人有很多共同點：憎恨專制，提倡個性解放和人格獨立，對傳統文化持批判、分析、不盲信的態度，如此等等。魯迅心目中的新社會是朦朧的；胡適卻為憲政和人權保障以及中國文化發展的正確道路吶喊了一輩子。魯迅只活了55歲，胡適年過七旬，加上所受學術訓練差異太大，兩人的學術成就有較大差距，自在情理之中。在文學創作上，胡適大部分詩詞很粗糙，迅翁的小說卻是傳世珍品。我多次讀《胡適文存》和他的《人權論集》，深受教益。不是說要繼承傳統嗎？魯迅和胡適的思想、文化、學術遺產就是20世紀中國值得珍視的傳統。

　　當需要進一步思考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時候，我與卡爾·波普爾和哈耶克邂逅。閱讀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杜汝楫、戴雅民譯，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對我說來是一次震撼性的精神之旅。出于職業習慣，我一再思考兩個問題：

　　1944、1945年，正值蘇聯紅軍聲威大振，計劃經濟似乎成了挽救世界各國經濟的不二法門，為什么這兩位先驅卻能力排眾議，寫出這樣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而中國各派思想家卻幾乎無一例外在歌頌計劃經濟？

　　波普爾從一個獨特角度清理希臘以降的文化。中國人喜歡談文化，卻至今不見有人以批判態度從源頭上系統地清理自己的傳統，并冷靜地比較世界各大文化體系的利弊得失。這樣的研究有助于戰勝中國人頭腦中的盲信，有助于中國公民社會的成熟。這類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之日，也許就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成熟的標志。引頸以待，我們還要等待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