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革命的推動力 蘇聯加速國共分家

　　《中蘇關系史綱(1917―1991)》沈志華主編新華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就在蘇俄政府開始與中國北京政府謀求外交接觸和談判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幾乎同時，俄國共產黨及其共產國際也在中國積極物色能夠承擔掀起反帝運動的民族主義組織和力量。莫斯科把推動中國民族主義運動視為工作重心，是基于其革命階段性的理論，即相信在中國這樣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國家，第一位的任務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爭取建立獨立的民主主義共和國。其革命的主要動力，還不可能是已經相當發達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產業工人階級，而只能是受到外國資本壓迫的民族資產階級。因此，莫斯科在廣泛接觸了中國各種政治力量之后，逐漸把這時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比較活躍，并且有著長期的革命傳統的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視為最主要的爭取對象，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國民黨自興中會、同盟會起，就始終堅持革命的方向，并以孫中山為領袖。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主張，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這個時期中國所面臨的中心問題。但是，由于孫中山的主要活動及其骨干多在海外，他雖然成功地促成了辛亥革命，并成為中國近代共和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以后又連續依靠其個人的威望推動或領導了二次革命和護法革命等，其革命的過程卻總是屢起屢仆，受盡磨難。為了增強其革命成功的把握，特別是阻遏列強各國政府對北京政府的支持，孫中山也通過各種辦法試圖取得日本、美國等國的幫助，結果也是到處碰壁。在這種情況下，同樣以革命為號召，并且通過革命取得了成功的蘇俄政府的誕生，不僅給孫中山帶來了希望，而且也促使孫轉而向蘇聯求援。

　　莫斯科與孫中山之間的這種結合，開始于1923年。在此之前，俄共（布）派來中國的代表，如維經斯基等人，都先后會見過孫中山。1920年夏天，在俄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局該局1920年7月成立，直接隸屬于俄共（布），其俄文名稱是Центральное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БюрокитайскихкоммунистовприРКП（б），譯成中文即俄國共產華員局。派劉江專程回國到上海會見了孫中山，同他討論了從新疆、蒙古和華南分三路合擊北京政府的軍事可能性問題。孫中山明確提出，他將向莫斯科派駐兩名代表，他們不久即將到達布拉戈維申斯克。《劉江給俄共（布）阿穆爾州委的報告》，1920年10月5日，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俄羅斯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合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部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44－45頁。擔任過孫中山的警衛團團長和大元帥府參軍的李章達，很快被派往蘇俄。孫中山要求李章達代表他本人，向蘇俄政府提議締結一項軍事合作的協定，請求蘇俄紅軍于次年，即1921年春季，從俄國的土耳其斯坦進兵中國的新疆，深入甘肅，接應并援助四川的革命黨人，推動中國各地的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關于李章達前往蘇聯之事，周谷先生文章中曾有記述稱：“俄國革命一起，……孫中山擬派人前往俄國留學，特囑廖仲愷、朱執信、李章達、李朗如四人學習俄文，還請了一位俄國教師每日到廖仲愷家教他們俄文。只有李章達后來去了俄國學習。”參見周谷：《孫中山早期與俄國革命黨人的來往》，《傳記文學》第58卷，第3期。而1922年夏天，當孫中山再一次遭遇失敗退回上海之際，他意外地收到了蘇俄全權外交代表越飛的來信，希望同他建立密切的關系。經過共產國際代表，這時也在協助越飛工作的馬林等人居中聯絡，孫中山和越飛在1923年1月26日于上海達成了一項重要文件，即《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同意維持中東路現狀，并同意蘇軍暫時駐扎在外蒙古；越飛則保證：“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國”，孫中山并“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孫文越飛聯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