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塵封的哲人——記張申府先生

　　他半生徘徊于學術與政治之間，本可以創立自己的哲學體系，也可以成為政治領袖，但最終兩者都沒有結果。他有心提攜了一位偉人，也無心忽視了一位偉人，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參與籌建了一個政黨，中途退出后仍與之合作；但當這個政黨即將在內戰中獲勝時，卻又呼吁和平。為此，他在共和國成立 后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為“出土文物”——他就是先父章乃器的老友張申府先生。

　  坐擁書城：怡然相忘于歷史

1923年德國柏林。左一為張申府，左三為周恩來。

　　我初識申府先生已是八十年代初，那時剛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對我說：“我要帶你去見見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親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幫他寫自傳。”一天下午，她帶我前往阜成門內王府倉胡同29號，見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儒雅、恬淡，是我對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書桌前一張舊轉椅里，一頭灰白的頭發向后梳著，雖然多年沒有教書，但仍保持著教授風度。書桌上堆滿了書，周圍的空間大部分也被書籍占據，其中主要是線裝書，還有一些硬皮的外文舊書。房子古老而結實，但多年沒有修繕，堆積著一層塵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舊的，整個環境的色調趨于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見章夫人和我進門，老人緩緩起身，互道問候。章夫人說：“這就是乃器的小兒子立凡，他剛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這個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開始用略帶河北口音的京腔，與我們敘舊。

　　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說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緊時間寫回憶錄，并指定我協助，此后我一度成為他家的常客。

　　畢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對我的態度很自然也很親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問題，他都盡可能地滿足。但他從不為追憶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隨緣。

　　申府先生那時已年近九旬，我所記錄的往事中，青少年時代最詳盡，中年以后的回憶則只剩下片段了，很難連串成一部回憶錄。于是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記，結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記寫得極其簡單，比如抗戰期間在重慶的日記，往往是某月某日，過江，買燒餅一枚，用錢若干。我懷疑這中間或許有什么隱語，因為那正是救國會和其他黨派籌劃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時期，但老人卻什么都記不得了。

　　老人曾被歷史遺忘，待到歷史想起他的時候，他卻記不起歷史了。

　　回憶錄的撰寫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來的記錄交給了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后來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憶——張申府憶舊文選》一書。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憶錄動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記不起來了，我的任務沒有完成。您得趁記憶力還好，抓緊時間寫回憶錄。”李先生說：“我是要寫的。”但她身為全國政協常委，社會活動太多，辭世后留下的回憶錄也像《所憶》一樣，只是薄薄的一冊。

　　史家不忍遺忘，哲人情愿遺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寫下過這樣的話：“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

　　也許對老人而言，遺忘真是一種快樂。如今我只能翻開塵封的筆記，搜尋往日的雪泥鴻爪……

　　“五四”人物：過從于師友之間

　　申府先生回首往事，談自己少，談朋友多。而他當年的這些老朋友，雖然后來政治傾向不一，甚至不乏“過而不當”者，卻幾乎個個在歷史上留下腳印：

　　“民國五年（1916年）我因同窗好友郭仁林與李大釗的同鄉關系，結識了從日本回來的李先生。記得李先生曾以‘亞細亞學會’的名義，在湖廣會館邀蔡元培、陳獨秀、章士釗、張繼、李石曾（可能還有吳稚暉）等在會館演講，其中蔡先生口才最好，不緊不慢，抑揚頓挫。

　　當時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都是歐事研究會的負責人，蔡先生在民國六年出掌北大，請章行嚴（士釗）做教授及圖書館主任，章讓主任一職于李大釗。我認識行嚴先生可能是因為蔡元培介紹。此前章主編的《甲寅日刊》上登過我一篇討論青年問題的長文，因此他已知道我。我曾請行嚴看文章，并送書給他看。

　　這時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常去李處閑談，我亦與之熟識了。后一同辦《每周評論》。陳獨秀對我影響較大。陳有一次散發傳單被捕，關在警察廳，半月后獲釋，我們一起到他家歡迎。

　　我認識魯迅是在北大二院（北河沿）開大會時，和周作人也很熟，至今還保留著他的很多信。高長虹也是在北京認識的，當時我已在北大任講師。我和顧頡剛的宿舍毗鄰。

　　我認識羅家倫、傅斯年時候已在北大任助教，在圖書館主任室中常常遇見他倆。‘五四’前某日，我和李大釗在主任室又碰到他們，這樣就認識了。兩人對我說：我們原來以為您是教授。他們辦了《新潮》雜志，社址就設在主任室北邊的一個房間。傅孟真（斯年）和我意見相左，爭論很多。他不同意我的激進觀點，曾多次通信作激烈的爭論。‘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釗在主任室閑談，羅家倫跳進來說：我們把趙家樓燒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劉清揚被捕。

　　‘五四’前劉清揚常來圖書館，李大釗也常去天津，與之結識。天津學生是劉帶頭的。1920年‘覺悟社’全體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進步人士，共商‘改造聯合’，由劉清揚主席，郭隆真、張若茗接待，李大釗、陳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國學會’應邀出席，劉清揚、周恩來、李大釗和我都講了話。我與周恩來由此相識，以后周來京，常一道在來今雨軒茶話。”

    建黨退黨：從革命回歸學術

　　1920年初，“南陳北李”與申府先生已開始醞釀創建共產黨之事。他回憶說：“1920年8月創黨，北京有李和我兩人，第三個要發展的就是劉清揚。她曾和張國燾代表全國學聯到南洋募捐，劉在嚴氏小學任教，張當時是北大學生。暑期回來，我和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室和劉談話，希望發展她入黨，劉不同意；張國燾同意入黨，因此第三個黨員是張國燾。”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書的名義，到法國深造。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漁陽里陳獨秀家中，這是中共籌備時期的中央所在。他說當時在上海的黨員，還有施存統（復亮）、沈雁冰、陳望道、楊明軒等。

　　11月間申府先生隨同蔡元培先生登上了去法國的輪船，同行的還有留學生李光宇、徐彥之、陳大齊、劉清揚、鄭毓秀等。年底抵達法國，他見到了先期到達的周恩來。

　　李大釗、陳獨秀在國內就委托他到法國后繼續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安定下來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發展了劉清揚入黨，又一同介紹周恩來入黨，并與后來到達的黨員趙世炎、陳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產黨小組。

清華任教時的張申府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蘇聯回國，翌年他經李大釗介紹到廣東大學任教，并參與了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的創建，擔任了軍校政治部副部長。他又向廖仲愷、戴季陶鄭重推薦了周恩來，從此這位歷史偉人正式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

　　關于在1925年退黨的原因，申府先生說主要是由于在中共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上與張太雷等發生沖突。當時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后，要不要接受國民黨的領導問題，他曾表示反對。申府先生回憶說：“‘四大’時在樓上開會，我住樓下。退黨的話是在上海說的，退黨是在北京退的。趙世炎曾多次勸我勿退。”

　　“民國十四年我因章行嚴關系入教育部任編審委員，李大釗反對說：‘人家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員，怎么能去做官？’當時我已表明要退黨，章行嚴則對我說，編審不算做官。”

　　關于“四大”上的爭論，美國學者舒衡哲在《張申府訪談錄》中，還記述了申府先生的一段話：“我當時怒不可遏，走出會場。周恩來在大堂過道截住我，跟我說他贊同我的觀點，但請求我不要脫離黨。以后幾個月在北京，趙世炎設法改變我的主意，但我不為所動。這是我的脾性：寧折不彎……這或者是我的缺點。”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國共產黨時曾與李大釗等約定：保持友誼關系，做外圍工作。此后，他繼續從事各種革命工作，曾參與鄧演達等創建第三黨的活動，并開始了著述和教學生涯，而劉清揚當時則繼續留在黨內。大革命失敗后，他曾在數所大學執教；自1930年起，應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馮友蘭之邀，到清華講授邏輯和西洋哲學。

　　中共建黨時的大知識分子，除李大釗被軍閥張作霖殺害外，其他人如李達、陳望道、沈雁冰、陳獨秀等，也與申府先生一樣，先后脫離黨派關系，走上學術道路。他們所創建的事業，是由一批較年輕的革命知識分子完成的。這種歷史現象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