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

　　以下是卡爾·波蘭尼《大轉型》的最后一章，大概是因為這一章涉及到了市場社會必然伴隨的反向運動導致了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一敏感話題，臺灣的中譯本《巨變》沒能按原文翻譯，僅僅只是選譯和改譯。我們的譯本將其完全復原了，因為我們認為這一章很重要，通過對“19世紀市場文明”在20世紀遭遇的大崩潰的回顧，不僅讓我們去思考經濟自由主義理論上的“自由”為什么會走向完全不同的反面；而且更讓我們去思索：在我們今天這樣的復雜社會中，我們究竟應該（或可能）追求一種什么樣的自由！
　　　　　　　　　　　　　　　　　　　　　　　　　　　　　　　　　　　　　　　　　　　　　　　　　　　　　　　　　　　　　　　　　　　　　　　　　馮鋼

　　第二十一章　　 復雜社會里的自由

　　十九世紀文明不是毀于野蠻人的外部或內部的攻擊；它的不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或者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或法西斯主義下層中產階級的叛亂銷蝕了活力。它的失敗并不是利潤率下降或者消費不足或者生產過剩這樣所謂的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它的解體是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原因——社會為了使自己不被自發調節的市場的行為所毀滅而采取的那些措施——所造成的。除了像開拓時代的北美這樣的特例之外，市場與有組織的社會生活基本要求之間的沖突為這個世紀提供了動力機制，并產生了最終摧毀了那個社會的典型的張力和壓力。外在的戰爭只是加速了它的毀滅。

　　在長達一個世紀的盲目“利用（improvement）”之后，人類正在恢復自己的“家園（habitation）”。若要使工業主義不致毀滅這個種族的話，就必須讓它臣服于人類本性。對市場社會的真正批判并不在于它是建立在經濟——在某種意義上，每一個和任何一個社會都必須立足于經濟基礎——之上的，而在于它的經濟是以自利為基礎的。這樣一種對經濟生活的組織完全是反自然的（unnatual），在最嚴格的經驗意義上是例外（exeptional）的。十九世紀思想家假定人在其經濟活動中會追求獲利，他的物質主義傾向會誘使他們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努力，并預期會從他的勞動中獲得報酬；簡言之，在經濟活動中他們傾向于遵循被他們稱之為經濟理性的東西，并且所有的相反行為都是外在干預的后果。于是，一個由市場組成并完全處在市場價格的控制之下的經濟體系，就顯得再正常不過了，并且由此看來以這樣一些市場為基礎的人類社會是所有進步的共同目標。不管從道德上看這樣一個社會是否值得向往，它的可行性——這是自明的（axiomatic）——奠基于人類永不磨滅的本性之上。

　　實際上，如我們所知，人類的行為不管是在他的原初狀態還是在整個歷史的過程中，都幾乎與這種觀點所認為的恰恰相反。弗蘭克·奈特（Frank H. Knight）的“沒有任何特殊的人類動機是經濟動機”這一命題不僅適用于一般而言的社會生活，甚至也適用于經濟生活本身。交換的傾向——亞當·斯密在他描繪原初民的形象時如此自信地倚靠的——在人類的經濟活動中并不是通常的傾向，反而是最不常有的一個。不但現代人類學的證據證明了這些理性主義的建構不過是一堆謊言，而且貿易和市場的歷史也同十九世紀社會學家的悅耳說教所假設的完全不同。經濟史表明，全國性市場的出現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經濟領域從政府控制中漸進、自發地解放出來的結果。相反，市場是政府出于非經濟的目的、有意識地甚至有時是粗暴地干涉的結果。并且切近的觀察會發現，十九世紀自發調節的市場即使與其最鄰近的前身相比也是根本不同的，差異就在于它將自身的調節倚賴于經濟上的自利。十九世紀社會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業性的，而在于它是一個市場社會。當自發調節的市場的烏托邦試驗僅僅成為記憶的時候，工業文明卻仍將繼續存在下去。

　　然而，對許多人來說，把工業文明轉移到一個新的、非市場的基礎上，這太過于艱難困苦，以至于無法設想。他們害怕出現制度真空或者——更糟的是——自由的喪失。這些危險一定會變成現實嗎？

　　一個與轉型時代無法分離的巨大苦難已經過去了。我們經歷了這個時代社會和經濟的混亂，蕭條的災難性的起伏、通貨波動、大規模的失業、社會地位變更、歷史性國家轟然倒塌，我們已經把最壞的都經歷過了。不知不覺中我們已經付出了變遷所需要的代價。人類還遠未使自己適應于機器的使用，有待完成的改變仍然還很艱巨，返回到過去是不可能的，那就像要把我們的麻煩轉移到另一個星球上一樣。致力于消除侵略與征服這些邪惡力量是沒有用的，這種徒勞的努力實際上將保證這些力量的繼續存在，即使是在他們徹底的軍事失敗之后。由于邪惡總是各種可能性的象征，因而總在政治上更具優勢，而良好愿望實現的可能性卻恰好相反。

　　傳統體系的崩潰也并沒有把我們留在真空之中。權宜之計中可能包含了偉大而永久的制度的萌芽，這在歷史上已經不止一次出現過。

　　在各國國內，我們已經在見證一種發展，經濟體系不再為整個社會制定法則，社會相對于經濟體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證。這種發展可以以多種多樣的方式發生，民主的或貴族統治的，立憲主義的或者威權主義的，甚至還可以是我們還完全無法預見的方式。某些國家的未來可能早已成為另一些國家的現實，而另一些國家則可能仍舊體現了某些國家的過去。但結果對他們而言是共同的：市場體系將不再是自發調節的了，即使是在原則上也不再如此，因為它已不再包含勞動力、土地和貨幣。

　　使勞動力擺脫市場，意味著一個根本性轉變，其激進程度并不亞于一個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工資合同不再是私人契約，除非這些合同所涉及的不過是次要和附屬性的內容。不但工廠里的勞動條件、工作時間、契約的形式，而且基本工資本身都不是由市場決定；工會、國家和其他公眾團體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由這些機構的特性決定的，同時也是由生產管理的實際組織所決定的。盡管從事物的本性出發，差別工資必須（而且應該）繼續在經濟體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不直接與貨幣收入有關的其他動機應該比勞動的金錢報酬更為重要。

　　使土地脫離市場，這與把土地歸屬于確定的制度機構是同一個意思，這樣的制度機構包括家庭、合作組織、工廠、市鎮、學校、教堂、公園、野生動植物保護區，等等。無論對農場的個人擁有將在多么廣的范圍內繼續存在，土地租賃方面的契約需要涉及的只是附屬性的要素，因為基本要素已經被移出市場的權限之外了。同樣的原則也適用于大宗的食物和有機原材料，因為它們的價格也不再交給市場來決定。就像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的價格在市場之外被決定，卻并不會干擾各種產品價格的成本計算功能（the costing-function）一樣；對于無限多樣的產品而言，競爭性市場仍將繼續發揮它的功能，但同樣也不會干擾社會的基本結構。當然，作為這些措施的后果，財產的性質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因為已經不再需要為保證社會的就業、生產和資源使用，而讓源自財產權利的收入不受限制地增長。

　　今天，各國都已經將貨幣的控制權轉移到市場之外。很大程度上，保證金的創設無意中提供了幫助，但二十年代金本位制的危機，證明了商品貨幣和象征貨幣之間的聯系并沒有被切斷。自從“功能財政”（functional finance）被引入所有重要國家之后，對投資的指導和對儲蓄率的規制已經成為各國政府的任務。

　　于是，將生產的要素——土地、勞動力和市場——移出市場之外，只有從市場的觀點來看才是一項一致的行動，因為市場將它們都視為商品。然而從人類現實的觀點來看，這是通過廢除整個社會范圍的各個方向上的商品化虛構假象而實現的社會恢復。實際上，一個均質的（uniform）市場經濟的解體已經導致了各種新社會的形成。同樣，市場社會的終結，在任何意義上也不意味著市場本身的消失。這些市場繼續以各種方式存在，以保證消費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變動、影響生產者的收入，并作為會計核算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一個經濟自發調節的機體了。

　　十九世紀歐洲的國內秩序與國際秩序都受到了經濟學的阻礙。與黃金掛鉤的國際匯兌領域與文明是相伴而生的。只要金本位制和——這基本上是它的必然推論——立憲政權仍在運轉，勢力均衡就是和平的推進裝置。這個體系借助于那些大國而得運轉，這些大國首先是大不列顛，她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并努力在后進國家中推動代議制政府的建立。這種代議制政府是必要的，正如需要對債務國的金融和通貨進行監控，因而也有必要對財政預算進行控制——只有責任政府（responsible bodies）才能做到這一點。盡管一般而言，這樣一些考慮在政治家們的大腦中并沒有被明確意識到，因為金本位制運行所需要的條件總被視為是不證自明的。世界范圍內整齊劃一的貨幣和代議制度就是這個時代刻板的經濟的產物。

　　十九世紀國際生活中的兩大原則都與這種情況有關：無政府主義的主權國家，以及對別國事務的“正當”干預。盡管表面上相互矛盾，但這兩者確實是相互關聯的。當然，主權，只是一個純粹的政治術語，因為在不被控制的對外貿易和金本位制度下，政府在國際經濟方面并沒有任何權力。它們既不能也不會因為金融事務而使它們的國家受到制約——這就是它們在法律上的態度。實際上，只有那些擁有一個被中央銀行所控制的貨幣體系的國家才被認為是主權國家。對強有力的西方國家而言，這種無限制且不受制約的國家貨幣主權是與它的徹底對立面結合在一起的，這就是將市場經濟和市場社會的構造向別處擴張的無休止的壓力。結果，在十九世紀結束時，全世界的各個民族都從制度上被標準化到了聞所未聞的程度。

　　然而，這個制度卻受到它自身復雜性和普及性的限制。正如國聯的歷史所深刻揭示的那樣，無政府狀態的主權國是一切有效國際合作的障礙；而強求一致的國內體系則是對國家自由發展的持久性威脅，尤其是對于后進國家，甚至是在一些較發達的、但金融上較軟弱的國家。經濟合作被局限于私人機構，這種合作就像自由貿易一樣反復無常和沒有效率，而各國之間的實際合作，即政府間的合作，則根本就無法想象。

　　這種情況足以在外交政策方面產生兩項明顯不相容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友好國家之間的合作達到十九世紀主權所難以想象的緊密程度；然而在另一方面，因為市場被控制，從而使各國政府對外來干涉較之以往更加猜疑。但是，隨著金本位制自發調節機制的消失，各國政府們發現它們已經可以放棄使用絕對主權國所能采取的最具妨礙性的措施，即在國際經濟領域拒絕合作。與此同時，它們也有可能愿意容忍其他國根據自己的條件來構造本國的制度了，這樣就超越了十九世紀的有害教條——在世界經濟的要求下各國政體都要整齊劃一。在舊世界的廢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現：政府之間的經濟合作與按照自身意愿組織國民生活的自由。在自由貿易的阻礙性體系下，這兩種可能性都無法被想象，且因此國家之間許多合作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如果說在市場經濟和金本位制下，聯盟（federation）的想法不折不扣是集權（centralization）和劃一（uniformity）的噩夢，那么市場經濟的終結就意味著各國之間都能夠進行保持內政自由前提下的有效合作。

　　自由的問題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上浮現了出來；制度的層面和道德或者說宗教的層面。在制度層面上，問題就在于增加的和減少的自由之間的平衡；在這里并沒有出現什么根本上全新的問題。在更為基本的層面上，自由本身的可能性已經受到了質疑。現實情況是，維護自由的手段本身在摻假，并毀壞了自由。在我們這個時代，自由問題的關鍵必須要到這后一個層面上去尋找。制度是人類意義和意圖的具體體現。除非理解了在一個復雜社會里自由的真正意義，否則我們無法得到我們所要尋找的自由。

　　在制度層面上，規制既擴展了也限制了自由；真正有意義的，只是自由的損失和獲得之間的平衡。這一點對法律上的自由和實際中的自由都適用。閑適階級（the comfortable class）享受著有保障的生活帶來的閑暇所提供的自由；與那些因為缺乏收入而只能滿足于最少量的自由的人們相比，這些人當然不急于擴展社會中的自由。當有人建議運用強制手段來使收入、閑暇和社會保障得到更為公正的分配的時候，上述這種區分就變得顯而易見了。盡管制約對所有人一體適用，特權者還是傾向于憎恨它，仿佛制約僅僅只是針對他們而設的。他們所談論的奴役，實際上僅僅只是要把他們自己已經享有的自由擴展到別人身上。起初，他們自身的閑暇和保障可能會縮減，但最終，他們的自由以及整個社會的自由水平將會得到提升。無論如何，這樣一種自由的轉換、重塑和擴大都不能用來為任何類似下面這樣的論斷提供根據，即所謂新狀態必然比老狀態要更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