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

　　然而有些自由的保持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像和平一樣，它們是十九世紀經濟的副產品，并且我們已經開始出于它們自身的原因而珍視它們。政治與經濟的制度性分離——這種分離對社會的存在產生了致命危險——幾乎自動地產生了以公正和安全保障為代價的自由。公民權利、私人企業和工資體系熔鑄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它大大有利于道德自由和精神獨立。法律的自由和實際的自由在這里再一次地融成了一個共同的基礎，這個基礎的構成要素是無法明確區分開來的。其中，有些如失業和投機者的利潤等，都是罪惡的產物；另一些則屬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最可貴的傳統；我們必須竭盡所能，保留這些從崩潰了的市場經濟中繼承下來的有價值的遺產。毫無疑問，這是一項偉大的任務。不管是自由還是和平，都不能在那個經濟體系之下得到制度化，因為它的目的是生產利潤和福利，而不是自由與和平。如果我們真的想要擁有它們的話，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在將來為它們而奮斗；它們必須成為我們向往的那些社會的既定目標。有充分理由相信，這就是當今世界努力保障和平和自由的真正涵義。一旦源自十九世紀經濟的和平不再令人關注，和平的愿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就取決于我們能否成功地建立一個國際秩序。至于個人自由的存在與否，則取決于我們能否有意識地創造保衛其存續和擴展的機制。在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里，不服從（nonconformity）的權利必須被制度化地保護起來。個體必須能夠自由地遵從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必畏懼行政權力對社會生活某些領域的干涉。科學與藝術應該永遠處在文學藝術界（the republic of letters）的保護之下。強制永遠不應該是絕對的；“反對者”應該有一個適當的位置頤養天年，有一個得以維生的“次優”選擇。這樣就能保證作為一個自由社會標志的不服從的權利。

　　社會整合的進展應該伴隨著自由的增長；計劃的發展應該包括社會中個體權利的加強。人的不可取消的權利，必須能在法律的保護下得以踐行，即使是面對至高無上的權力，不論這種權力是個人的還是匿名的。對作為權力濫用根源的科層制的威脅的真正回應，就是創設一些由牢不可破的規則保護起來專斷的（arbitrary）自由領域。因為，無論權力下放有多么地慷慨，中央的權力卻總是在加強，并因而總是存在著對自由的威脅。這一點即使對民主的共同體組織自身、職業團體和工會而言也不例外，盡管這些組織的職能就是保護每個個體成員的權利。這些組織的龐大規模本身就會使其成員感到無助，即使他沒有理由用惡意來揣測它們。一旦成員的觀點或行動觸及掌權者的敏感之處，情況就更是如此。僅僅只有關于權利的宣稱那是不夠的：需要有讓這些權利發揮作用的制度。人身保護權（Habeas corpus）原本不必是由法律確定個人自由最后的憲法根據。到目前為止尚未被承認的公民權利必須被添加到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之中。公民權利必須能夠壓倒一切權威，不管是國家的、市政的還是職業的。在這些有待承認的個人權利中，第一位的應該是在不斷改善條件基礎上的工作權，而不管他或她的政治觀點和宗教觀點、膚色或種族。這意味著保證其免于成為犧牲（victimization），不管這種犧牲有多么的隱晦。眾所周知，產業法庭（tribunals）一直是在保護公眾的個體成員免于專斷權力——像早期鐵路公司這樣的凝聚體（agglomerations）——的侵犯。產業法庭碰到的另一種濫用權力的類型，是英國的“基本工作秩序”（the Essential Works Order）或者美國的“勞工凍結”（the “freezing of labor”），在緊急狀況中，它們會有幾乎無限的機會來推行對工人的歧視。只要公共輿論堅定地支持民事權利的改善，就總能發現能夠維護個人自由的特別法庭（tribunals）或法院。維護個人自由應該不惜任何代價——哪怕是以生產效率、消費經濟和管理理性作為代價。工業社會能夠承受自由。

　　市場經濟的逝去可以成為一個時代的開始，這個時代擁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法律的和實際的自由能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廣泛、更普遍的方式存在；規制和控制不只是使少數人而是能使所有人獲得自由。自由不是作為從源頭上就腐敗了的特權的附屬物，而是作為一種遠遠超出了政治領域狹隘界限伸展至社會自身內部組織的規范性（prescriptive）權利而存在。這樣，老的自由和民事權利被添加上了新自由的基礎，這種新的自由是由工業社會向所有人提供的閑暇和保障所產生的。這樣一個社會能夠同時承擔起公正和自由。

　　但是，我們發現這條道路被一個道德障礙所阻擋。計劃和控制被攻擊為對自由的否定。自由企業與私人所有權被宣稱為對于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據稱，任何基于其他基礎之上的社會都不能被稱為是自由的。由規制所創造的自由被指責為不自由；它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福利被貶斥為奴役的偽裝。社會主義者徒勞地承諾了一個自由的王國，因為手段決定了目標：使用計劃、規制和控制作為其手段的蘇聯，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把她在憲法中承諾的自由付諸實施，并且，批判者們追加道，這種自由很可能永遠不會付諸實施……。但是，反對規制也就意味著反對改革。在自由主義者那里，自由的理念就墮落為對自由企業的鼓吹——今天，這種想法已被大量出現的巨型托拉斯和壯觀的壟斷組織化成了一種虛構。這意味著那些其收入、閑暇和保障無需提高的人擁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眾僅擁有微薄的自由，盡管他們徒勞地試圖利用他們的民主權利來獲得某種保護，以便使自己免于被財產擁有者所帶來的權力所傷害。不止如此。在任何地方自由主義者都沒能成功地重建自由企業，這種努力由于內在原因注定是要失敗的。正是他們這種努力的結果，大型企業開始在一些歐洲國家安家落戶，附帶地，各種牌號的法西斯主義也由此得以確立，比如在奧地利。計劃、規制和控制，這些他們希望被作為對自由的威脅而禁止的東西，就這樣被自由公認的敵人利用來徹底地廢除自由。由于自由主義者對任何包含計劃、規制和控制的改革的阻礙，法西斯主義的得逞才變得在實際上無可避免。

　　自由在法西斯主義面前的徹底破滅，實際上是自由主義哲學不可避免的后果，這種哲學宣稱權力和強制就是罪惡，自由要求它們從人類共同體中消失。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這在一個復雜社會中已是顯而易見的。沒有給出任何選擇的余地，要么堅持對虛幻的自由理念的絕對忠誠從而拒絕社會的現實，要么接受這個現實從而拒絕自由的理念。第一個是自由主義者的結論；后一個法西斯主義者的。似乎再沒有其他的可能。

　　無可逃避地，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結論：自由的可能性本身成了問題。在一個復雜社會里，如果規制是擴大和加強自由的唯一手段，而這個手段的使用是與自由本身（per se）相對立的，那么這樣一個社會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非常清楚的是，這個兩難困境的根源在于自由本身的含義。自由主義經濟學為我們的理想給出了一個錯誤的指向。它看起來相當于去實現一個本質上是烏托邦的期望。沒有權力和強制存在的社會是不可能的；沒有強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假定社會單是由人的意志和愿望所塑造，這是一種幻想。然而這正是對社會的市場觀點的結果，這種觀點將經濟等同于契約關系，而將契約關系等同于自由。激進的幻覺認為，人類社會中沒有什么不是源自個體的意愿，并因而也沒有什么是不能被人們的意愿所除去的。人們的視野被市場所限制，市場將生活“碎裂”為生產者的部分和消費者的部分，生產者部分以他的產品到達市場為限，消費者部分則從市場獲取所有商品。一個部分“自由地”從市場獲得他的收入，另一個部分在市場“自由地”花費他的收入。社會整體性隱匿了。國家的權力被忽略不計，因為它的權力越小，市場機制運轉得就越順暢。不管是投票者或所有者，也無論是生產者或消費者，誰都不用對諸如發生失業和饑饉時自由所受到的粗暴限制承擔責任。每一個正派的（decent）個體都可以設想，他不必為他個人所反對的國家的任何強制行為負責；也不必為他個人并未從中獲益的社會的經濟災難負責。他“自食其力”，“不欠任何人”，也沒有被牽扯進權力和經濟價值的罪惡中去。他對此之不負責任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以他自由的名義否認了它們的實際存在。

　　但是權力和經濟價值是社會實在的一個范式（paradigm）。它們并非源于人類意愿；不與它們合作是不可能的。權力的功能是使遵從的措施得到保證，這種遵從對群體的存活是必需的；它的最終源泉是某種主張——誰能使自己免于持有這種或那種主張呢？經濟價值保證了生產出來的物品的有用性；它必須先于生產它們的決定而存在；它是勞動分工保證。經濟價值的源泉是人類的欲望和物品的稀缺——我們又如何可能被期望不會對某件東西的渴望比其它的更甚？任何主張或欲望都會使我們成為創造權力和構造經濟價值過程的參與者。任何除此之外的自由都是無法想象的。

　　我們已經到達了我們論證的最后階段。

　　放棄了市場經濟烏托邦，我們就得直面于社會的現實。這正是作為一方的自由主義和作為另一方的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分界線。后兩者之間的首要區別不是經濟上的。而是道德和信仰上的。即使他們承認相同的經濟學說，那也不只是僅有差異，它們實際上體現了相反的原則。將它們區分開來的最終一點仍舊是自由。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社會現實的接受同樣都帶著一種終極目的論，這種終極目的論曾經用關于死亡的知識來塑造人類的意識。權力和強制是現實的一部分；將它們拒之于社會之外的理想顯然是無效的。使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互區分的問題是，在這種關于死亡的知識的燭照下（in the light of），自由的理念還是否可以被堅持：自由是一句空話、一個誘惑、一個用來毀滅人類及其作品的設計；或者，人類在面臨這種知識時，仍可重申他的自由并為在社會中實現自由而奮斗，并同時又不致墜入道德虛無主義的陷阱？

　　這個急切的問題總結了人類的處境。這項研究的精神和內容應該為此指出一個答案。

　　我們援引（invoked）三項基本事實，我們相信正是它們構成了西方人的意識：關于死亡的知識，關于自由的知識，關于社會的知識。其中第一個，根據猶太人的傳說，是從舊約故事得到的啟示。第二個，根據新約的記載，是在耶穌的教導中，通過對人的獨特性的發現而得到啟示的。第三個啟示是我們通過在工業社會中的生活而得來的，并沒有哪一個單獨的偉大名字與這個啟示相連，也許羅伯特·歐文最接近于成為它的傳遞媒介。它是現代人意識中的根本元素。

　　基于對社會的現實認識，法西斯主義者的回答，是對自由要求的拒絕。基督教關于個體的獨特性和人類的一體性（oneness）的發現被法西斯主義拒絕了。這里就是它墮落傾向的根源。

　　羅伯特·歐文是第一個認識到《福音書》忽略了社會現實的人。他將此稱為基督教對人類的“個體化”，并且似乎相信，只有在一個合作性的共同體（commonwealth）中，“基督教中所有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才不會與人分離。歐文意識到我們從耶穌的教導中獲得的自由無法應用到一個復雜社會中。他的社會主義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對人類的自由權利的堅守。西方文明的后基督教時代已經開始了，在這樣一個時代里，《福音書》不再是足夠的，盡管它仍舊是我們文明的根基。

　　由此，社會的發現既是自由的終結也是自由的重生。如果說法西斯主義者甘心于讓自己放棄自由而去榮耀作為社會的現實的權力的話，那么社會主義者則一方面讓自己順應那個現實，另一方面則不顧現實如何，仍然堅守著自由權利。人類已經成熟了，并且能夠以人的方式生存在一個復雜社會之中。再次引用羅伯特·歐文那富有啟發性的話：“如果某些惡的原因不能被人類即將獲得的新力量所祛除的話，那么他們就會明白，這些惡是必然的和無法避免的；他們就不再會對此發出幼稚和無效的抱怨。”

　　順應，一直都是人類的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人類接受了死亡的現實，并在此基礎上構筑了自己整個生命的意義。人類讓自己順應下面這個真理，即他有一個可能被丟失的靈魂，而丟失靈魂要比死亡更加可怕：以此為基礎，他建立了他的自由。在我們的時代，人類讓自己順應了社會的現實，這意味著以往那種自由的終結。但是，再一次地，生命從這種終極的順應中生發出來。對社會現實毫無怨言的接受給予了人們不屈不撓的勇氣和力量來消除所有能被消除的不公正和不自由。只要他是真誠地試圖為所有人創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毋須懼怕權力或者計劃會轉而反對他并毀壞他以它們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這正是在一個復雜社會里自由的涵義；它給了我們所有我們需要的確定性。

　　摘自：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卡爾·波蘭尼著，劉陽 / 馮鋼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