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迪厄：關于電視

　　我選擇在電視上講授這兩門課，是想作一嘗試，突破法蘭西公學院的限制，面向普通聽眾。我確實認為，電視通過各種機制，對藝術、文學、科學、哲學、法律等文化生產的諸領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險，下面，我將對有關機制盡量作一簡短的描述--若進行深入系統的分析，那需要很多的時間；我甚至認為，與最有責任感的那些記者想的和說的--無疑是非常真誠的--相反，電視對政治生活和民主同樣有著不小的危險。只要分析一下電視在追求最廣泛的觀眾的思想的驅使下，又在部分新聞機構的支持下，給排外主義及種族歧視言行的煽動者們所提供的待遇，看一看電視每天對短淺而又狹隘的民族政治觀--就不說民族主義的了--所作的讓步，就不難拿出這方面的種種證據。有人也許懷疑我是在夸大純粹是法國的一些特殊情況，這里我不妨在美國電視的千種疾病中，提醒大家回想一下電視在O．J．辛普森訟訴案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或者最近硬造出來的那一所謂"性罪"的普通謀殺案所帶來的一系列難以控制的法律后果。不過，新近在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發生的一沖突事件恐怕能對收視率的無限競爭所造成的各種危害作出最好的說明：繼一私人電視臺就荒蕪人煙的伊米亞小島事件所發出的動員口號和好戰的宣言之后，希臘各私人電視臺、電臺紛紛陷入民族主義的瘋狂譫語之中，各報也緊隨其后，競唱高調：土耳其各電視臺和報紙也出于同樣的邏輯，為了爭奪觀眾或讀者，展開了戰斗。希臘士兵在小島登陸，繼而多艘艦艇開始出動，一場戰爭險些觸發。在排外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的大爆發中，無論是在希臘和土耳其所看到的，還是在前南斯拉夫、法國或其他各地所看到的，也許這一新現象的最關鍵的一點，就是現代的通訊手段在今天這個時代，為充分利用那些原始的感情提供了可能性。

　　根據我簽訂的合同，這次講課是一種電視講座課，為盡量信守合同，我的講話應該盡可能讓大家聽懂。為此，在不少的情況下，我不得不采取簡化或約略的說法。為了突出最關鍵的東西，亦即突出講話本身，與平時在電視上的做法不同（或相反），我跟節目制作人達成一致，在圖像位置調整和取景方面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棄任何說明性的圖像，如有關節目選段、復制的資料、統計數字等，因為這樣做，除了會占用珍貴的時間外，無疑也會干擾這類論辯性和論證性的講話的思路。電視作為我分析的對象，我想與普通的電視演播形成鮮明的對照，采取一種形式，確立分析與批評性話語的自主地位，哪怕這門所謂的基礎課的表面形式充滿學究氣，顯得呆板、教條，帶有說教味：字句清晰的講話雖說漸漸被排斥在電視演播臺之外--據說要求非常嚴格，在美國的政治辯論中，每輪講話不得超過七秒種--但仍不失為反抗操縱，確立思想自由的最可靠的形式之一。

　　我充分意識到，我這種限于講話形式的批評與借影像對影像進行的真正的批評相比，的確是不得已而為之，是一種權宜之計，無論是有效性還是娛樂性都要更小，在讓一呂克·戈達爾的《一切都好》、《此處與彼處》、《情況如何》等作品中，或在皮埃爾·卡爾萊斯的作品中，我們常常能看到我上面所說的真正的批評。我同時也意識到，我所做的是影像工作者為爭取"他們的交流規范的獨立性"所進行的堅持不懈的斗爭的繼續和補充，尤其是對影像的批評思考的繼續和補充，讓一呂克·戈達爾對約瑟夫·克拉芙特的一幅攝影作品及其使用的分析，為對影像的批評思考作出了示范性的展示。我也完全可以借用這位電影藝術家所建議的計劃："這一工作，就是開始在政治意義上〔我要說是在社會學意義上〕對圖像與聲音及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人們不再說：'這是一個純粹的圖像'，而是說'這純粹是個圖像'；不再說'這是一個騎在馬上的北方軍官'，而是說'這是一個圖像，上面有一匹馬和一位軍官'。"

　　我雖然并不存有過多的幻想，但我可以表達我的愿望，但愿我的分析不要被看作是對記者和電視的"攻擊"，我的這些分析實際上是受到了不知何種懷舊感的感染，如對索邦電視臺風格的文化電視節目的懷戀，或者是受到了某種叛逆心理的影響，是對電視有可能帶來的后果，如某些報道節目所帶來的后果，所作出的一種逆反性的拒絕。盡管我有種種理由擔心，我的這些分析會被熱衷對自己投以假批評目光的新聞界用作養料，增長他們那種那喀索斯式的得意勁兒，但我還是希望它們能夠給所有在影像行業工作的人們提供某些工具或武器，有助于他們的戰斗，使本應成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電視不蛻變為象征的（symbolique）壓迫工具。

　　諸位剛剛讀完的有關分析，竟然在最引人注目的法國記者中引起了極其強烈的反應，這該作如何解釋呢？總不可能是因為他們不顧我事先的種種說明，而自感成了攻擊的對象吧（至少是他們中那一些被直接點名和通過他們身邊的人或同行被間接提到的人）。他們所表現出的強烈憤慨恐怕可部分歸咎于文字化的結果：講話一旦成文，伴隨講話的那些非文字因素，諸如聲調、手勢、表情動作等，總之，對一個真誠的電視觀眾來說非常明顯的各種區別性因素便自然消失了：本來只是一個想讓人聽懂并以理服人的講話，一旦成文，大部分記者卻將之看作一本論戰抨擊性的小冊子。但最主要的原因，可由記者的看法的某些最典型的特點作出解釋（這可在別的時期引導他們對《世界的苦難》這樣一部書激動不已）：如傾向于把新東西視作所謂的"新發現"，或喜好突出社會中最直接可見的一面，也就是說社會中的個人，他們所做的事，尤其是他們所做的壞事，所采取的也往往是譴責和控訴的目光，而無視規定行為或思想發展趨向的無形的結構和機制，若對這些結構和機制有所了解，那只能有利于寬容的理解，而不會是憤怒的譴責；甚或傾向于只對"結論"（想像的）感興趣，而不在乎得出最后的結論所采取的方式。我記得有一位記者，在我十年的研究成果《國家貴族》一書問世的時候，建議我參加一次有關大學的辯論會，大學校友會會長作為"贊成"一方，而我作為"反對"一方，我沒有同意，這位記者很不理解我為什么會拒絕參加。這一次，抓住我的書不放的"大文豪們"也同樣對我形成此書的方法（尤其是把新聞界作為一個場所作的分析）置之不理，無意中將之歸結為一系列平庸的表態，其中滲雜著某些論戰性的哄鬧。

　　然而，我想要重新加以闡述的，正是我所采取的分析方法，雖然冒著引起新的誤會的危險，我還是想盡量說明新聞場是何以制造并強加給人們一幅完全關于電視特殊的政治場景象的，政治場又是如何在新聞場的結構以及在場中形成的那些記者的特殊利益中找到其原則的。

　　在一個擔心使人厭倦，想不惜一切代價給人娛樂的天地里，政治必定會以一種不得人心的主題出現，盡可能地被排斥在黃時間之外，是一種不太刺激，甚至讓人討厭的節目，很難主持，不得不想盡辦法讓它提起人們的興趣。正因為如此，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到處都可看到這樣的一種趨勢，那越來越犧牲評論員和調查通訊員，讓位于娛樂性主持人；犧牲信息、分析、深度的訪談、專家的討論或調查報告，而讓位于純粹的娛樂，尤其是讓位于那些特約的、不變的對話者之間的毫無意義、胡言亂語的"脫口秀"（我點了幾個人的名字作為例子，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要想真正理解這些虛擬的交流中所說的，尤其是不能說的東西，有必要對在美國所稱的"panelists"（參加電視或廣播公開討論會的人員）的選擇條件作一詳細分析：他們必須隨時聽從召喚，也就是說要隨時準備參與，扮演角色，同意回答記者給自己提出的（這正是tuttologo一詞的定義）的一切問題，哪怕再荒唐可笑，再讓人不快；必須做好任何的準備，也就是說要準備作出任何讓步（關于話題、其他參加人選等），任何妥協，不怕任何牽扯，以便參與其中，并保證獲得"媒介的"知名度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的好處，如在新聞機構內的威望，作高報酬的講座的邀情等等；必須注意以明確而又閃光的言辭闡述簡單的觀點，避免陷入過分復雜的學問之中（依據的是這樣一句名言：知道的越少，處理得越妙），尤其是在美國某些制作人為挑選panelists所進行的預采訪中，這種預采訪，在歐洲也越來越盛行。

　　但是，記者們以觀眾或聽眾的期待為名為自己的這種蠱惑人心的簡單化策略（與提供信息或在娛樂中教育人的意圖截然相反）辯解，實際上他們所做的，只是把自己的愛好，自己的觀點投射到觀眾或聽眾身上；尤其是怕惹人厭倦的這種擔心，促使他們重論爭輕辯論，重論戰輕論證，采取一切手段，突出參與者（尤其是政界人物）之間的沖突，而犧牲的則是各種觀點之間的交鋒，是辯論的關鍵所在，如預算赤字，稅收的降低或外債等。由于他們的主要能力只表現在對政界的了解，且這種了解又是以關系的密切和隱秘（甚或謠傳和流言蜚語）的掌握程度為基礎，而不是以觀察或調查的客觀性為基礎，所以，他們總是喜歡將一切都拉向他們所擅長的領域，關心的是游戲者，而不是辯論的本質內容；是講話在政治場的邏輯（聯盟，同盟或個人沖突之間的邏輯）中所起的政治影響，而不是講話的內容（雖說他們還不至于制造純粹的偽象并強加給討論會，比如在上一次競選中，左派與右派的討論到底應該在反對派領袖若斯潘和右派總理朱佩兩人之間進行，還是應該在若斯潘及其共產黨盟友于厄和朱佩及其中間派盟友萊奧塔四人之間展開，一直是一個問題，這種討論披著中立的外衣，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的強加行為，通過暴露左派各黨之間可能存在的分歧，從而有利于各保守黨派）。在政治場中，他們是具有影響力的角色，都又不是正式的成員，因此可以給政治家們提供他們本人無法保證的不可或缺的象征的服務（除了今天在文學界，他們可以集體全力玩弄"互搭梯子"的把戲），由于他們在政治場中的這種曖昧的立場，他們都傾向于忒耳西忒斯的觀點，熱衷于懷疑論哲學的自發形式，從而促使他們到與政治場中所處的立場相聯系的利害關系（如一個黨派或一個"流派"內部的競爭）中，去尋找那些最公正的立場和最真誠的信念的形成原因。
　　
　　摘自：布爾迪厄著《關于電視》，許鈞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