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與神話的糾纏：霍克海默與阿道爾諾

　　曹衛東/譯　　　　

　　【編者按】本篇為《現代性的哲學話語》第五章

　　在霍克海默深受叔本華影響的時候，資產階級“灰色”作家，如馬基雅維利（Machia velli）、霍布斯（Hobbes）和曼德維爾（Mandeville）等，就已經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當然，這些作家都具有創造性的思維。他們之間的不一致與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之間還有著一些聯系。資產階級的“悲觀”作家，如薩德（Marquis de Sade）和尼采（Nietz sche）等，則打破了這些聯系。在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最悲觀的著作《啟蒙辯證法》（Di alektik der Aufkl?rung）當中，他們加入了“悲觀”作家的行列，并把啟蒙的自我毀滅過程加以概念化。據他們分析，人們不可能再對啟蒙的拯救力量抱以希望。本雅明式的絕 望在反諷意義上變成了希望：在這個觀念的影響下，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不愿放棄對概念 的探討，雖然他們的探討充滿悖論。我們不想繼承這種情緒和立場。然而，后結構主義又 激起人們對尼采的關注，從而引發并傳播了一些相似的情緒和立場，容易引起混淆。我想 避免這種混淆。

　　《啟蒙辯證法》是一本奇特的書，其中的主要內容是由格蕾特·阿道爾諾（Gretel Ad orno）根據阿道爾諾和霍克海默在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談話所做的筆記。全書完成于1944年，三年后由奎里多出版社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一版在近20年中一直脫銷。正是由于此書，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在戰后前二十年中對聯邦德國的思想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此書的歷史效果與它的銷量之間形成了一種奇特的關系。值得注意的還有此書的結構：它由一篇50多頁的長文、兩篇附論和三篇附錄組成，而后者占了全書的大半。這種不太顯著的表現形式，使得作者的思路不那么一目了然。

　　因此，我將首先闡明其中的兩個核心主題（1）。對現代性的評價引起了一些問題，從而讓我注意到了當下狀況：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為什么力圖以激進的方式闡明啟蒙；（2） 尼采是主張讓意識形態批判通過總體化實現自我超越的偉大楷模。把尼采同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進行比較，能夠讓我們了解他們的文化批判的不同進路（3），而且也可以激發起我們對啟蒙再次具有反思意識的懷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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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啟蒙的傳統中，啟蒙思想總是被理解為神話的對立面和反動力量。之所以說是神話的對立面，是因為啟蒙用更好論據的非強制的強制力量來反對世代延續的傳統的權威約束。之所以說是神話的反動力量，是因為啟蒙使個體獲得了洞察力，并轉換為行為動機，從而打破了集體力量的束縛。啟蒙反對神話，并因此而逃脫了神話的控制。 而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則認為啟蒙與神話之間具有密謀關系。這在啟蒙思想中表現得相當顯著：“神話就已是啟蒙，而啟蒙又變成了神話”。 這一主題在前言中就已經說的清清楚楚，在主導論文中得到了闡述，并在對《奧德賽》的闡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明。

　　該書首先從語文學的角度提出反對意見，認為作者們選擇晚期史詩對神話傳統（在荷馬看來已經有了距離）的加工作為例證，這樣做實際上遵守的還是成文原則（petitio pr incipii）。這種疑義顯示出了方法論上的優勢：

　　“在荷馬史詩的不同敘述層次中，神話均有所表現。不過，荷馬史詩為這些神話所提供的說明，以及用各種散亂的故事強行拼湊起來的統一性，也同樣是對主體從神話力量中擺脫出來的描述”。　　

　　奧德修斯在雙重意義上處于流浪狀態，他的冒險故事反映出了從神話力量當中擺脫出來的主體性的史前史。神話世界并非家園，而是人類為了自身認同必須逃出的迷宮：

　　“思鄉病使得擺脫了史前世界的束縛，開始了一段冒險的征途，因此，《奧德賽》所呈現的就是主體性的歷史。所以說，史詩的典型悖論，恰恰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家鄉的觀念是與神話相對立的，而法西斯主義則錯誤地把神話表現成了家鄉”。　　

　　可以肯定，神話敘述召喚個體經由族鏈回到源始。祭祀儀式本來應當消除與源始的疏遠，并打消由此而帶來的內疚，可它們卻同時也加深了這一裂痕。源始神話包含著“起源”的雙重含義：對失去根基的恐懼和由于逃離而帶來的舒心。因此，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把奧德修斯的狡詐還原為祭祀行為最內在的秘密。祭祀行為內部就存在著一種欺騙：人們怎樣才能通過奉獻象征性的替代品，而變贖掉復仇力量的詛咒。 神話的這一層含義標示出了一種意識立場的內在矛盾，對于這種意識立場而言，儀式行為既是現實，也是表象。通過儀式回到源始的再生力量，對于集體意識而言，是非常必要的。（正如涂爾干所說），源始保證了社會的統一。但是，純粹在表象中回到源始，同樣也是必要的，部落共同體中的成員為了形成自我，同時也必須遠離源始。這樣，同時被神圣化和智取的源始力量，在主體性的原始歷史中已經處于啟蒙的第一階段。　　

　　對源始的疏遠如果意味著解放的話，那就意味著啟蒙成功了。但神話力量證明自身是一種延緩因素，它阻遏了人們所追求的解放，也不斷拖延源始對個體的約束，在個體看來，這種約束就是監禁。因此，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認為，啟蒙是一個總體性過程，它處于兩端之間。而控制神話力量的過程則應當在一個新的階段上喚起對神話的復歸。啟蒙應當退化為神話。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他們也是用奧德修斯階段的意識為這個主題提供論證。

　　他們在《奧德賽》中一段一段地去尋找，力圖發現奧德修斯通過冒險獲得自我所付出的代價，一如精神從意識經驗中得到加強和穩固；作為現象學家的黑格爾，帶著同樣的意圖向我們講述了意識的這些經驗，一如荷馬和伊壁鳩魯學派講述冒險家。史詩講述的是危險、狡猾、逃避和自我擔當的棄絕等。通過棄絕，自我學會了征服危險，并獲得了自我認同，但同時也告別了遠古時代與內在自然和外在自然融為一體所帶來的幸福。塞壬的歌聲讓我們想起了過去“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幸福時光；奧德修斯讓自己沉溺于誘惑之中，而他已經知道他身處困境：

　　“人類對其自身的支配，恰恰是以自我本身為依據的，它幾乎總是會使其得以發揮作用的主體遭到毀滅；因為持存所支配、壓迫和破壞的實體，不是別的，只是生命，是生命的各種各樣的功能，也就是說，在實現自我持存的過程中，必須找到這些功能所特有的定義：實際上，就是究竟要維持什么的問題”。　　

　　這里提供給我的是這樣一種形象：人通過壓抑他們的內在自然而學會把握外在自然，并由此形成自己的認同。這種形象為我們揭示啟蒙過程的兩面性提供了一種描述模式：斷念、自我掩飾、自我與他的本性交往的中斷等，被解釋為犧牲內向化的結果。一旦自我發現他必須與犧牲行為交融時，曾用犧牲智取神話的自我就會再一次被神話命運所征服：

　　“盡管在廢除犧牲的過程中產生了能夠始終維持同一性的自我，但自我很快就會變成一種頑固僵硬的祭祀儀式，在這種儀式中，人們只有通過把自我意識與自然條件對立起來，才能宣布自身的勝利”。　　

　　也就是說，在啟蒙的世界歷史過程中，人類不斷遠離它的源始，但并沒有擺脫神話的不斷施壓。徹底合理化的現代世界只是在表面上實現了解神秘化；惡魔般的物化和沉悶的孤立等詛咒還是縈繞不去。這種解放是空洞的，是麻木不仁的現象，但它們表現出了源始力量對必須解放卻又沒有得到解脫的人的復仇。合理克服外在自然力量的壓力把主體引上了教化的過程，而教化過程為了強烈的自我持存而把生產力提升了絕對的高度，但卻使超越了純粹自我持存的和解力量急劇萎縮。啟蒙的永恒標志是對客觀化的外在自然和遭到壓抑的內在自然的統治。

　　這樣，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就改變了韋伯的著名命題：韋伯認為，在現代世界當中， 古老的神靈已經失去了魔力，但它們從其墳墓中走了出來，以一種非人化力量的形態，要恢復惡魔間不可調解的爭斗。　　

　　讀者如果不想被《啟蒙辯證法》的修辭所迷惑，而想退而認真對待文本的哲學意義， 他們就會有這樣的印象：

　　——這本書中所討論的主題和尼采用同樣的方法對虛無主義所做的診斷一樣，具有冒險色彩。

　　——兩位作者都意識到了這一冒險。但一反表面現象，他們始終努力為他們的文化批判提供論證。

　　——不過，這樣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抽象和簡化，從而使他們所討論的內容的可信性成了問題。

　　我想先來檢驗一下這個印象是否正確。

　　理性破壞了它自身所激發起來的人性：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第一篇附錄中，這一影響深遠的主題的根據在于：啟蒙過程從一開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動，但這種推動卻使理性發生了扭曲，因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沖動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就是說，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但這樣認為并沒有闡明，理性在其最近的產品中—— 比如現代科學、普遍主義的法律觀念和道德觀念等——臣服于目的理性的專制統治。主打論文“啟蒙的概念”以及附論“啟蒙與道德”和“論文化工業”，都是要證明這一點。

　　阿道爾諾和霍克海默堅持認為，現代科學在邏輯實證主義當中形成了自我意識，它為了技術上的有效性而放棄了理論知識的要求：

　　“對既定事物本身的理解，不僅要理順那些可以恰好把握事實的抽象時空關系，而且要反其道而行之，把這種關系只看作是純粹表面的東西，看作是只有在社會、歷史和人類的發展意義上才能實現的中介概念因素等等——所有這些認識要求都得放棄”。　　

　　早先對實證主義科學觀的批判，發展成為對整個科學的不滿，他們認為科學已經完全被工具理性所同化。沿著《朱莉埃特》（Histoire de Julitte）和《道德的譜系》（Gen ealogie der Moral）這條線索，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試圖進一步指出，理性已經被逐出了道德和法律領域，因為隨著宗教—形而上世界觀的崩潰，一切規范標準在唯一保留下來的科學權威面前都信譽掃地：

　　“根本無法從理性中得出徹底掩飾謀殺這一現象的論據。相反，這種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圍內煽起了進步分子對薩德和尼采的刻骨仇恨”。　　

　　還有：

　　“他們沒有預見到，形式主義理性更容易與道德，而不是與不道德發生緊密的聯系” 。　　

　　他們早期對元倫理的道德闡釋的批判轉向贊同倫理懷疑主義，這實在具有諷刺意味。

　　最后，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力圖通過對大眾文化的分析來證明，隨著娛樂的興起，一切藝術的革命力量都受到了影響，而且，藝術也失去了所有的批判內涵和烏托邦內涵：

　　“這種能夠使藝術作品超越現實的因素，并不是從風格那里形成的；同時也不是一種已經實現的和諧，不是形式與內容、內在與外在、個人與社會所形成的值得懷疑的一致性；只有在不一致的情況下，我們才有可能發現這些特征：對一致性的迫切尋求必然會導致失敗。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失敗，所有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會在風格上實現一種自我否定，而拙劣的作品則常常要依賴于與其他作品的相似性，依賴于一種具有替代性特征的一致性。 在文化工業中，這種模仿最終變成了絕對的模仿”。　　

　　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早期對資產階級文化肯定特征的批判，上升為對所謂不可修正的反諷式公正判斷的憤怒。因為這種判斷使得早就意識形態化的藝術徹底成為大眾文化。

　　對于科學、道德和藝術而言，論證的思路是一致的：文化領域已經分化，宗教和形而上學所體現的實質理性已經崩潰，從而使得孤立的理性環節完全失去了意義，以至只能作為為狂熱的自我持存服務的合理性。在文化現代性當中，理性最終被剝奪了有效性要求， 并與純粹的權力等同了起來。理性失去了采取“肯定”立場或“否定”立場的批判能力， 失去了區別有效命題和無效命題的能力，因為權力要求與有效性要求已經同流合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