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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壇大佬”閻崇年
“文革”后，剛開始撥亂反正，工作組到閻崇年所在單位，讓大家講“文革”的壞處。閻崇年卻說：“‘文革’有兩大好處。”
工作組警覺起來：怎么，竟然有人敢頂風而上唱反調？難道這文質彬彬老先生居然是“三種人”？
閻崇年說：我在“文革” 中有兩大收獲。
第一個收獲是：那時，有人造反，有人保皇，我什么也不是，逍遙。十年時間，外邊不管怎么打，怎么鬧，我躲在圖書館看書。后來百家講壇講經典，閻先生講《大學》時，還把這件事作為“己和”的例子來講。
第二個收獲是：那時，沒人好好上班，沒人管打卡，沒人管我到哪兒去。我一直想好好琢磨琢磨大運河這條南北貫通的“大動脈”，可我不是“紅衛兵”，不能坐免費火車，就騎個自行車，沿著大運河，從北京一直騎到杭州！一路上考察風土人情，騎自行車反而考察得更細。多少年想考察大運河的愿望，沒想到“文革”給成全了。
工作組的人一聽，放心了，原來不是什么“三種人”，只不過是老書呆子的兩件小事。
這兩件小事對閻崇年卻絕對不是小事。
別人荒廢十年光陰，他白撿十年光陰！
別人文斗武斗互相斗，他和文史資料斗！
“文革”一結束，閻崇年把《袁崇煥傳》拿出來。
辛辛苦苦寫十年，賣出二百本！二十年后，百家講壇找上門。
一直跟閻崇年合作的，是百家講壇一對俊男靚女：馬琳和那爾蘇。那爾蘇文字陽剛而漂亮；馬琳善于配優美的畫面和音樂，閻崇年跟這對青年人的合作珠聯璧合。
錄制“正說清朝十二帝”時百家講壇還沒有自己專屬的錄制場地，錄制節目是在現代文學館。現場觀眾，經常需要“特邀”：哪一場由哪一家高校組織學生聽。觀眾自動前來捧場的很少。
有一次錄制“正說清朝十二帝”，導演高虹到了，馬琳和那爾蘇到了，主持人到了，閻崇年到了，原定錄制時間也到了。
現場觀眾呢？一個也沒有！
怎么回事？那爾蘇打電話問組織者，對方“哎呀”一聲，太抱歉了，“我把這事給忘了！”
那么，讓組織者立即下通知，馬上組織學生，抓緊從郊區趕到現代文學館？黃花菜都涼了！要不然，今天不錄換明天？總導演高虹說：不行。咱們是按商定的錄制時間交場地費呀！
閻崇年說：“沒事兒！就這么錄吧。”
有個人打開門往里瞅。馬琳趕快跑過去問：“您做什么？”
來人回答，他來找什么人，沒找到，看看他在不在這兒？
馬琳靈機一動，說：“您給我們當觀眾吧！”
那人倒也好說話，當觀眾就當觀眾唄！
就這樣，閻崇年給一個觀眾講了一場“清十二帝”。
結果，這一集收視率很高，數以千萬計的觀眾對這集“咸豐（下）”大叫其好。
同為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我聽到“一個觀眾”的故事，對閻老先生特別欽佩。主講人跟觀眾“互動”有時候特別重要。你講得精彩，觀眾就情緒高昂；你講得乏味，觀眾就沒精打采。主講人可以根據觀眾反映隨時調整講課的內容。只有一個觀眾，主講人可真得“憑它場內空空，自己淡定自如”！
我想，閻老師面對一個觀眾時，心里肯定裝了億萬觀眾！
提提易中天兩把不開的壺
甭聽易中天吹他“從石頭縫里蹦出來”。在百家講壇，沒有任何一個主講人是從來沒經過萬衛和解如光們“修理”的。易中天也走過彎路。我現在就提提易中天兩把不開的壺：重錄節目和重選選題。
我印象中，易中天重錄節目有兩次：
一次是，易中天初到百家講壇講漢代風云人物，講到漢高祖鴻門宴，他說：這個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講了。
萬衛說：為什么大家都知道你就不講了？大家正是要聽易中天版的鴻門宴！
易中天一點就通。他立即明白：講歷史人物，重要的故事，即便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越發必須好好講，要講出自己的特殊論點，講出自己的“派”，講出自己的風格。那就重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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