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阿來短篇小說集《格拉長大》

　　阿來的長篇巨制《空山》即將出齊，我忽然出來捧他的短篇新作，實在不合時宜。我不過簡單說說對阿來的觀察而已，目的還是為了借此針砭一下中國文壇持續多年的“長篇熱”。

　　這本《格拉長大》（東方出版中心），選了阿來近年創作的幾個短篇速寫，背景都是川藏交界一個名叫“機村”的藏族村落。 上世紀50至90年代，這里除了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受到歷次政治運動以及后來的經濟大潮的沖擊，更經歷了它特殊的命運，即舊有藏族文化衰落而以政治經濟為主導的漢族異質文化迅速滲透又被逐步改寫的一個文化雜交過程。這些短札瞄準了這一過程，卻并沒有宏觀敘述村落文化的變遷，作者只是從一些小人物小物件入手，像微雕藝術家那樣聚精會神地刻畫沉埋到歷史河流底層也珍藏于內心深處的記憶碎片。光影色澤，氣味質地，蘊涵其中，無須多說，只消從某一點因由出發，加以適當暗示，輕輕勾勒，就境界全出。

　　如果你是通過《塵埃落定》或《空山》認識阿來，那一定要再看他這些短篇新作。其中，《聲音》和《報紙》兩篇尤為可喜。“報紙剛到機村頭一二年，那可是高貴的東西。那時，機村人眼中，報紙和過去喇嘛手中的經書是差不多的，”開場先聲奪人！接著是進駐機村的“工作組”差人拿報紙的派頭。他們從不拿報紙，總在宣布開會之后臨時指定某個要求上進的小伙子去公社拿報，作為精心分配給機村青年的一份殊榮！但這榮耀慢慢淡化，后來拿報紙也要記工分了！有趣的是失掉神圣性之后，實用性卻不斷被發掘——人們開始用報紙卷煙、包東西乃至裱糊墻壁。但誰也沒有料到，報紙居然把害沙眼的機村青年扎西東珠送進監獄，一蹲十多年。可憐的扎西東珠放出來時不知形勢已改，見好心的警察用報紙包他不值錢的行李，還尖叫失聲：“報紙！”惹來警察一頓臭罵：“不用報紙，你這點破東西，還想用什么金貴的包裝啊！”。報紙在“機村”至此完全祛魅。

　　我覺得《聲音》在這一系列短篇速寫中最精致，也最豐滿。“我”因小病滯留在諾爾蓋草原一個軍馬場招待所，早晨賴在睡袋里等候同事時，草原深秋特有的輕薄鋒利的寒意從四面八方涌來。“我”根據幾天的經驗推測這寒意發生之源與經過之地，因這推測和遐想，又自然啟動聽覺，捕捉蘇醒過來的草原小鎮各種聲音的混響。老軍馬的蹄聲令人想起它年輕時的驕傲，如今則疲敝絕望；卡車轟鳴，牽扯著許多人對遠方的渴慕；偶然落戶小鎮的年老女丐舊皮鞋踩在粗糙的石子路上，訴說著她不為人知的神秘哀傷；孩子們在小學校充滿生機與希望的鐘聲中通過一個個陌生的漢字探頭張望那禍福不定的將來；接著許多門戶開啟，發出無法分辨細節的生活的雜音，混合著俯瞰塵世的寺廟的嚴肅鼓聲——最后竟是吃晚飯時年輕鎮長的從不露面的妻子的哮喘聲！

　　看阿來這些短篇，我仿佛又讀到久違了的屠格涅夫《獵人筆記》、契訶夫《草原》或王蒙《在伊犁》的某些篇章。寫短篇的阿來姿態放得很低，只為捕捉稍縱即逝的記憶碎片，梳理脆弱的情感游絲，并不想挽留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或詮解撲朔迷離的現實幻象。其實奏出各種神奇聲音的草原小鎮并無特色，“永遠都是那個樣子：永遠是倉促地剛剛完成的拼湊完成的樣子，也永遠是明天就會消失的樣子”，但這不妨礙作者打開視聽味觸全部感官，貪婪捕捉它的每個細節，因為他曾經和這個草原小鎮同在，就像他曾經和“機村”同在。

　　可見可說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無非構成這種同在的物質條件，如果拘執于這些眾所周知的有形事物，小說寫得雷同就不可避免，而將個體與這些事物的同在感受訴說出來，就比費力解釋或全盤記錄那些外在現象更親切有味了。阿來描寫兩個普通藏族青年的死（《格拉長大》、《路》），兩個同樣普通的瘸子順服于“天神的法則”（《瘸子，或天神的法則》），或一個藏族姑娘神秘的失蹤（《自愿被拐賣的卓瑪》），都一律采取謙卑姿態。這里沒有個體或集團的抗爭，沒有我們熟悉的許多中國作家自以為見過世面之后產生的企圖囊括一切并解釋一切的野心，自然也無所謂倫理道德的論斷或審判，只是一段真實的生命同在而已。因為身在其中，血肉相連，就無須勉強寫自己不在場的東西，也無須勉強說自己沒把握的話，讀者因此便覺得不隔膜，仿佛還能觸摸那一時俱現、尚未變形的真實存在。

　　阿來近年埋頭創作系列長篇《空山》，這些短篇小說與隨筆、速寫只是《空山》的“邊角料”，等《空山》第三卷出來時再把它們“鑲嵌”進去。《空山》每卷都是兩個獨立的大中篇，完整的《空山》將是六個“花瓣”與更多細小花葉組成的一朵大花。

　　無論阿來自己、媒體還是評論文章對《空山》這種結構都已經說了很多。我關心的是這些“邊角料”到時怎么“鑲嵌”到六個“花瓣”中去。實際上這些短篇速寫和《空山》不僅有短長之別，手法也不同。無論和已出的兩卷《空山》還是和十年前的《塵埃落定》相比，我都更喜歡這些短篇。詩人小說家阿來的才能在這些短小精悍的作品中找到了更適當的形式。他把目光凝聚于一點，緊緊抓住堅硬的真實的或一角落，語言也因此擺脫了眾人叫好而我竊以為實在甚可憂慮的曼妙無比卻飄忽不定的調子，讀者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快速瀏覽，必須停下來仔細掂量。所以在“鑲嵌”之前，我很贊同將這些短篇收集起來，在《空山》之外獨立成書。

　　阿來的長篇巨制《空山》即將出齊，我忽然出來捧他的短篇新作，實在不合時宜。我不過簡單說說對阿來的觀察而已，目的還是為了借此針砭一下中國文壇持續多年的長篇熱。

　　長篇熱除了眾所周知的商業驅動可另當別論之外，或許還潛藏著中國作家覺得已經可以或很有必要說出真理并指示方向的沖動。如果我的猜想不很離譜，那么這種沖動實在要不得。許多人恰恰是在遠離真理的謙卑惶恐中全身心地追求藝術，恰恰在方向不明的含糊混沌狀態成就他的藝術；一旦方向明確，真理在握，他和藝術的蜜月期也就終結——他將不再是藝術家，而成為指手畫腳的先知與指導者了。尼采說“吾人之所以擁有藝術就是不想亡于真理”。巴爾扎克也說過，他寫小說的秘訣就是“研究偶然”，他從來不把歷史的必然成天掛在嘴邊。黑格爾宣布藝術消亡，曾經引起許多人唏噓嘆息，但海德格爾認為消亡了的只是竭力傳播偉大真理的偉大藝術，真正虔敬而謙卑的藝術恰恰在這之后誕生。即使酷愛在小說中大發議論甚至儼然傳道的托爾斯泰，他對藝術的定義也卑之無甚高論——無非人類之間交流感情而已。魯迅在年輕的時候干脆認為詩和藝術應該“實利離盡，究理弗存”，后來他也反復強調他的雜文只是寫自己心中本有的內容，與“究竟的真理”無關。現在，這些關于藝術的真知灼見好像已經被后殖民時代我們的東方藝術家的狂妄野心擠掉了。我看到一些擁有真情實感也富于文字靈性的作家因為境遇改變，學識增加，眼界開闊，就急忙改變身份，跟在某些專門研究大課題的古往今來最為狗屁的當代學者后面裝模作樣思考中國和世界的大趨勢，往往感到恐怖。但愿阿來不在這些藝術家之列。

　　抽象地比較長篇與短篇孰輕孰重孰難孰易意思不大。我覺得對阿來而言，與其長篇，不如中篇；與其中篇，不如干脆短篇——用短篇小說來逐個記錄今天的智慧還無力加以整體解釋的那些破碎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