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整理本序

　　清乾隆時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從刊行以來，長期成為“家弦戶誦”的必備書籍。清末張之洞撰《輶軒語》，談到怎樣做學問，曾說：“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即使在今天，對于有志趣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讀者來說，《提要》仍然是能起較好引導效用的工具書。因此，這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整理本的問世，是值得我們歡迎的。

　　《四庫全書》綜錄歷代典籍，其規模之宏大遠邁前代。據楊家駱《四庫全書概述》，“《漢藝文志》著錄凡六百七十八部，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四卷；越時約五百九十四載，而有《隋經籍志》，著錄凡六干一百五十部，五萬零八百八十九卷；越時約六百五十九載，而有《宋藝文志》，著錄凡九干五百四十九部，二萬九干九百二十七卷。其間公私著錄，十數百起，重沓繁復，不可究潔，茲錄其要耳。自《宋志》以還，又五百載，而有乾隆開館修書之舉，《四庫總目》所錄，凡萬零五百八十五種，十七萬一千五百五十八卷。惟歷代多為守藏之策，而鮮審訂之功，求其搜羅古今載籍，審訂校理，以便學人之研究者，漢成帝后則惟清高宗耳。”

　　大家知道，西漢成帝使調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又命劉向等校理書籍。每整理好一種書，劉向便“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寫成敘錄上奏。這些敘錄，匯編為《別錄》。他逝世后，劉欲繼續父業，最后輯成《七略》，為《漢書·藝文志》所本。劉氏父子的校讎之學，到乾隆纂修《四庫》時，得到空前的發揚，《提要》即系其集中的體現。

　　《四庫》工作的取得成功，如前人所指出，關鍵是負責學者極一時之選。始終其事的紀購(曉嵐)，以博學卓識著稱，畢生精力萃于《提要》，竟不再有任何學術專著。李元度所作《紀文達公事略》詳細描述了他的有關事跡：“乾隆二十有八年(1773)，純皇帝特開四庫全書館，以河間紀公為總纂官。公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經傳注得失，諸史異同。子、集支分派別，以及詞曲醫卜之類，閹不抉奧提綱，溯源竟委。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諸簡首，上輒覽而善之。又奉詔撰《簡明目錄》，存書存目多至萬余種，皆公一手所訂，評騭精審，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藏諸七閣，褒然巨觀，真本朝大手筆也。”這些話極盡贊揚，卻不能算是溢美之詞。

　　纂修《四庫》在事人員，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清單的多達360人。其間不少第一流學者參加了《提要》的工作，如戴震主經部，邵晉涵主史部，周永年主子部等，都對紀購多有幫助。由此可見，《提要》是在眾多學者集體工作的基礎上，由紀購定稿的，無怪乎能夠久享美譽。《鄭堂讀書記》的作者周中李便說：“竊謂自漢以后簿錄之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蔑有過于是編矣。”

　　指出《提要》以集體工作為基礎，絕不是要貶低紀購在該書撰著中的決定性作用。凡讀過《提要》的人都會看到，全書有其一貫宗旨，連文字風格都是相當統一的。其間觀點最突出的，是對理學的批評，甚至厭惡。盡管書內經部總敘曾說：“漢學具有根抵，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然而在具體的評駕上，(提要)就不那么持平了。這固然是乾隆時學術界的共同風尚，紀購本人的思想性情也于此充分表現。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對照一下他在小說(閱微草堂筆記)里是怎樣盡情椰榆理學的。

　　《四庫全書》及《提要》，因為歷史的原因，自有其不足之處。《四庫》最為后人詬病的，是其編纂過程同禁毀“違礙”書籍相結合。清廷文網繁密，忌諱眾多，給學術文化帶來種種禍害，前人論之已詳。《提要》除帶有這方面烙印外，由于是官修，受著許多約束，令人遺憾的地方不少。當時參預的學者已有感受，后來之人更易洞察，只是不敢公然表達而已。有學者曾經立意寫書，也被人力加阻止。清代后期，限制逐漸松弛，但對《提要》失誤系統進行糾正的工作，要到清亡以后才可能展開。這方面成績最多的，當推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

　　《辨證》的序錄，對《提要》的得失與價值，作了恰當的分析評述。其中說：“乾嘉諸儒于《四庫總目》不敢置一詞，間有不滿，微文譏刺而已。道咸以來，信之者奉為三尺法，毀之者又頗過當。愚則以為《提要》誠不能無誤，然就其大體言之，可謂自劉向《別錄》以來才有此書也。”又說：“今《四庫提要》敘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別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別，持比向、音歆，殆無多讓；至于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晃公武等所能望項背，故曰自《別錄》以來才有此書，非過論也。”余先生于《提要》的缺點指摘最多，而對全書仍予以很高評價，并且自稱他“略知學術門徑，實受《提要》之賜”。這證明《提要》得勝于失，其重要性是不可抹殺的。

　　這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整理本，廣泛搜集研究《提要》諸家成果，以腳注形式散入各條，然后對全書施以現代標點，便于各方面讀者閱覽使用。整理標點這200卷《提要》，無疑是非常繁重困難的任務。《提要》雖屬目錄之學，所涉及的學術范圍則極寬廣力，加上條目體例，言簡意深，很多地方不易索解。參加整理的各位學者，在幾年的工作中是盡了力的。最近有評論家提出，編書不應講錯誤“難免”，可是像整理《提要》這樣的工作，有些錯誤恐怕確實是“難免”的，并不是要找什么藉口，希望讀者多賜指教。

　　整理本曾經過多次審改，為出版社帶來了不知多少困難和煩擾。作為審閱人之一，我認為出版社這種認真負責的精神是很值得欽敬的。

　　1996年9月7日于北京[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文史知識》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