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太一生水》在思想史上雖未留下明顯的印記,但它對古代明堂制度的構建產生了很大影響,東周以后出現的明堂制度可謂直接導源于這種思想。仔細體會《太一生水》和上引古人對明堂制度特征的解釋,不難發現明堂制度與思想和太一成歲的格局與思想之間的對應關系。明堂上的君主對應于天上的太一帝星,君主從建造明堂到順時布政的過程對應于太一成歲的過程。太一成歲過程可分為四段:太一生水,生天地,生神明,生陰陽四時,而明堂制度的諸多特征與這四個階段可謂若合符契。明堂思想則導源于《太一生水》的時令思想。試詳論如下:
首先從明堂的具體制度來看,它直接導源于太一生水思想。拋開五室與九室的糾葛,明堂具有一些基本的制度特征。一,明堂四周必環繞以水,稱辟雍。這是直接比照太一生水而設計的。古人曾對辟雍存在的理由加以解釋。
《新論》:王者始作圓池似璧形,實水其中,以環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
《白虎通·辟雍》:辟,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
《月令記》: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
這些解釋可以歸結為一點,辟雍之水是為了便于王道流轉而設計的。有趣的是,太一成歲思想模式中的水也有這個功能,“太一藏于水,行于時,周而又始,以己為萬物母”。王道因水而流轉與太一藏于水而行的取意完全一致。[1]由于太一必須先生水,再生天地等,故而君王修明堂,先要鑿圓池(據上引《新論》),實水其中,然后再筑明堂。
明堂周水的運行方向和“水反輔太一”的方向一致。“水反輔太一”的方向顯然與太一運行的方向相反。李學勤先生指出,太一的運行方向“便是斗柄的旋轉周行的視運動”。[2]我們知道,北斗柄是按十二辰的方向旋轉的,與周天二十八宿的排列正相反,是順時針,是右旋,因此水反輔太一的方向便是左旋。明堂周水的旋轉方向恰好也是左旋,
《禮記明堂陰陽錄》:明堂陰陽,王者之所以應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3]
這顯然不是簡單的巧合,而是明堂制度導源于太一生水思想的絕好證據。[4]
明堂的另一個制度特征是上圓下方的建筑,這在上引的眾多文獻中都有描述。其內涵,古人早已指出,是上圓法天,下方法地。這和太一成歲的第二步即生天地是相對應的。天地有確定尊卑的功能,即“天地定位”,與之相對應,明堂則有“明諸侯之尊卑”[5]的功能,真是在在巧合。
其次,“明堂”名稱的由來與太一生水理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古人對明堂得名的來歷曾作解釋,
《孝經援神契》:得陽氣明朗,謂之明堂。[6]
《三輔黃圖》:明堂者,明天道之堂,所以從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
仔細體會兩種說法,似乎都有道理,前者因為明堂“在國之陽”,能“得陽氣明朗”,故稱為明堂,今人顧頡剛先生從此說。[7]后者則從明堂所具有的功能的角度定義明堂,也有一定道理。但二者似乎都未觸及明堂的本義。
明堂的本義為何?《太一生水》的出現為理解明堂得名之謎提供了一把鑰匙。《太一生水》在敘述了生水生天地之后,又說“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如上所論,“神明”為鬼神,《莊子·天道》云:“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神明居于天地之間,聯系到明堂,神明則居于明堂之中,明堂當得名于神明所居之堂。由于有神明存在,故王者在此堂上可以和神明相勾通,《禮含文嘉》: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令,崇有德,章有道,褒有行。[8] 神靈即神明。通神靈感天地方可正四時出教令,因此明堂的首要功能是王者在此堂上能和天地神明相溝通,這或是明堂得名的原意。而這正是《太一生水》中太一必須經過神明方可成歲的思想的反映。
第三,《太一生水》之天地通過陰陽四時寒熱燥濕成歲的思想,在明堂上也有體現。 《淮南子·泰族訓》云:“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節,以辟疾之災也。”《淮南子·時則訓》云:“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這是明堂在其功能上與陰陽四時的聯系。
最后,設立明堂的主旨和《太一生水》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古書中有關設立明堂之意圖的提法很多,其中首要目的是溝通神明,而其主要目的則是《三輔黃圖》所說的“從四時,行月令”,也就是李學勤先生所說的“承天行化,順時布政”。[9]從明堂制度上看,不論五室還是九室,明堂都有十二堂,十二堂法十二月,王者月居一堂,頒布各月的政令與禁令,若違反四時之令,則要受到大自然的懲罰。這在今本《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訓》中有詳細的敘述。現以《呂氏春秋·孟春紀》為例,作一考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雁北。天子居青陽左個,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乃賞卿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無有不當。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繁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無聚大眾,無置城郭,掩骼霾髊。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旱槁 ,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并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這段文字首先交待該月的天象與物候,然后講天子與臣民在該月中應該做的事與不應該做的事,最后說不行該月月令越次而行的后果。通篇貫穿著安身立命布政教化必須順應天時的思想。這種思想和《太一生水》是相通的,《太一生水》強調“太一藏于水,行于時”,似乎喻示著天子居于真清之水環繞的明堂之中,在與神明溝通明了天道之后,順時施政的行為。《太一生水》強調太一“一缺一盈,以己為萬物經”,是說太一經過一系列生成環節成歲之后,最終為世間萬物確立了一條原則,即萬物只能順時而動,不可逆時越次而行。這正是《呂氏春秋·十二紀》等文獻反復申說的一條原則。《十二紀》在《禮記》中稱為《月令》,其思想和《太一生水》的時令思想更是一樣。這些文獻是后人認識明堂制度及其思想的最重要的素材。可以認為明堂思想是建立在君主必須法天的思想基礎之上的,是太一成歲思想的延伸與發展。
綜合上述幾點,明堂制度和明堂思想是從太一成歲的格局與思想引申發展而來的。五室明堂與九室明堂雖建制不同,但作為明堂,它們的思想源頭是相同的。太一成歲的四個階段,正好對應著王者從建立明堂到順時布政的過程。太一生水昭示王者建筑明堂之前,要先鑿圓池;成天地則喻示著上圓下方的明堂建筑;成神明則昭示著王者布政之前,要先與神明溝通;成陰陽四時冷熱濕燥,則暗示著王者必須承天教化,順時行政。總之,太一成歲與明堂制度與思想之間的對應關系顯然不是偶然的巧合,這種對應關系是完整而全面的。可以認為,明堂制度與思想起源于太一成歲的格局與思想。
[四]
五室明堂與九室明堂的差異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太一成歲模式,一種是四時成歲的模式,即《太一生水》所描述的模式,另一種是太一行九宮成歲的模式。五室明堂起源于前者,九室明堂則起源于后者。《禮記明堂陰陽錄》云:
明堂之制,… 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宮,王者承天統物,亦于其方以聽國事。[10]
這里,明確將明堂與上帝所居五宮對應,而上帝即為太一之星,所謂“四時各治其宮”,“實際上便是斗柄旋轉周行的視運動”。《鶡冠子·環流》云: 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因此,所謂“上帝四時各治其宮”,實際上就是《太一生水》中四時成歲的事。五室明堂就是起源于這種成歲模式。
九室明堂與太一行九宮成歲的模式的對應關系,尚無明文可征,但一定存在著以九宮為基礎的九室明堂。《漢書·藝文志·數術略》“蓍龜”有《周易明堂》二十六卷,今亡佚。這個明堂應是九室明堂,在古代數術中,九宮與八卦常密不可分,《五行大義》:
《黃帝九宮經》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宮,總御得失。”其數,則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宮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太一行九宮,從一始,以少之多,順其數也。[11]
據此,我們可以推斷,所謂《周易明堂》也是九室明堂,和《大戴禮記·明堂》所記的九室明堂制度應是一致的,它們都以太一行九宮為基礎。
這里有必要澄清一個事實。上引許慎《五經異義》引《明堂月令說》時,說明堂“四室十二堂”,鄭玄以為“字誤”,當作“九室十二堂”。而北魏賈思伯則云“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今本《禮記·月令》亦無九室之文,所以我們猜想原本有兩種《明堂月令》的本子流傳,一是四室十二堂,一是九室十二堂,許慎、賈思伯見到的是前者,鄭玄見到的是后者。兩個本子是根據不同的太一成歲模式編寫的。前者今天尚可通過《禮記·月令》了解個大概,而后者今已不可見。
1977年7月,安徽阜陽羅莊大隊的漢初汝陰侯墓中發現一件太一九宮占盤,李學勤先生名之為九宮式盤。[12]式盤由上下兩盤組成,下盤(或稱地盤)正方,邊長14、5厘米,厚1、7厘米;上盤(或稱天盤)圓,直徑8厘米,厚0、2厘米。關于式盤的用法,嚴敦杰 、李學勤先生已做了很好的研究。[13]而式盤上的信息,尤其是正反面的圖形,對于研究明堂制度有著特殊的意義。式盤正面中心有圓,即上盤。中有由盤中心向外將中心圓等分為八塊的八條線,八條線端分別標有一 八 三 四 九 二 七 六等八個數字,據上引《五行大義》,其中心當有“五”字,正好構成今人所謂的數字幻方。《大戴禮記·明堂》也提到了數字幻方,這就證實了九室明堂與九宮之間的關系。
中心圓外距下盤邊約1。7厘米外,有一用朱線繪成的正方形。朱線與盤邊間有針刻篆文四時八節,兩至兩分居四方正中,四立居四隅。八節處皆有文字,可以連成如下一段話:
冬至汁蟄四十六日廢,明日立春;立春蒼門四十六日廢,明日立夏;立夏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夏至;夏至上天四十六日廢,明日立秋;立秋玄委四十六日廢,日明(應作“明日”)秋分;秋分倉果四十五日,明日立冬;立冬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冬至。
這和上引《靈樞·九宮八風》的文字基本一致,這就證實了當時確實存在太一行九宮的成歲模式。現在可以斷定九室明堂起源于太一行九宮成歲的模式。
在下盤背面,由中心點向四方劃出四條線成十字形,在各線末端分別針刻篆文“第一子夜半冬至右行”“第二冬至平旦”“第三七年辛酉日中冬至”“第四冬至日入”。四隅劃“個”形,分刻“第二夏至”“第三夏至”“第四夏至”“第四夏至 ”。殷滌非 、嚴敦杰先生已指出,這里標的是四分歷的冬至時刻,每年相差1/4日。[14]
這個圖還不能說就是四時成歲圖,但其四隅的“個”字形圖案卻使我們想到五室明堂的“個”,即所謂的“明堂左個”“明堂右個”等。“個”字歷代多不得確解,并且囿于十二堂的成見,往往將八“個”理解為八堂,這個認識恐不確。賈思伯云:
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個即明堂左個,明堂右個即總章左個,總章右個即玄堂左個,玄堂右個即青陽左個。如此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15]
清代夏炘同意此說,并進一步提出五室 九室十二堂“其實一也”的看法。他說:“以四方中央四正之室言之,曰五室,兼四隅言之,曰九室,又兼左右個虛數言之,曰十二堂,其實一也。”[16]賈夏二人對“個”的看法可謂卓識,即他們沒有拘泥于左右個的實際個數,而是以虛數視之。根據上文的論述,兩種明堂制度在西漢以前都未見行用,而是從太一成歲的兩種模式發展出來的空想的制度。最初有關明堂制度的描述可能是參考了某種圖形而完成的,上述九宮式盤的下盤的正反面的圖形,可能正是這樣的圖形。尤其是反面圖形的“個”字,很可能是五室明堂的左個右個的源頭。曾見過《禮圖》的牛弘說:“《禮圖》畫‘個’,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17]《禮圖》今已不可見,但通過九宮式盤下盤的反面的圖形,我們不難想象它的原貌。
《管子·幼官》的有關敘述可以證實我們上述的猜測。《幼官》記述的是王者四時行政的內容。《管子》中另有一篇《幼官圖》,和《幼官》中“此居圖方中”“此居于圖東方方外”“此居于圖南方方外”“此居于圖西方方外”“此居于圖北方方外”等文字相應。今傳《幼官圖》唯重復《幼官》的內容,恐非原貌。郭沫若 陳夢家 李零等先生都曾試作《玄宮圖》,意欲恢復其原貌。[18]無論如何,《幼官》是本有圖與之相配的,此點對于認識《呂氏春秋·十二紀》等文獻中的明堂制度極為重要。
從《幼官》的內容來看,它和《呂氏春秋·十二紀》等文獻間有相通之處。以春政為例: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閹。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于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驅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外周外,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無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于圖東方方外。”
和上引《呂氏春秋·孟春紀》相比,其基本內容相同,如戒春事 出耕 賜與 君服青色 味酸味 聽角聲 用八數等都完全一致。不同之處在于《孟春紀》比《幼官》敘述得具體,并且多了天文記錄。很顯然《孟春紀》等是在《幼官》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是將原來的四時之令細述為十二月令;又對《幼官圖》之東南西北中五方分別冠以青陽明堂 總章 玄堂 太室的名稱。《考工記》但云明堂五室,其時代和《幼官》當相差不遠。《十二紀》中的左右“個”則是對原圖的直接描述。根據牛弘的陳述,明堂圖有“個”。我們推想幼官圖本也有“個”,《幼官》只述及四時,故沒有提及“個”,當時令發展為月令,出于時位相應的需要,圖上的四維之個就都成了王者發號施令的處所。 套用西人的一個詞,九宮式盤下盤反面的圖形,應是戰國秦漢時期陰陽數術之學的范式之一,它可以運用于數術的各個門類,也可以用來描述明堂月令。后人據此月令文獻研究上古明堂制度,最終只能是徒費腦力。 太一行九宮的圖式是戰國秦漢時期陰陽數術之學的另一個范式,在這個范式的基礎上產生了九室明堂制度。
[五]
結論:東周以后的明堂制度與思想,是從《太一生水》中太一成歲的格局與思想,引申發展而來的。五室明堂與九室明堂的差異,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太一成歲模式,前者導源于四時成歲的模式,后者導源于太一行九宮成歲的模式。有關明堂制度的描述,和《幼官》是根據《幼官圖》敘述而成的情形一樣,最初也是參考著某種圖形完成的。《大戴禮記·明堂》所記九室明堂和月令文獻中所見的五室明堂,其所依據之圖,當和漢初汝陰侯墓出土的九宮式盤正反面的圖形屬于相同范式。
附記:本文得力于李學勤先生諸文之處甚多,敬致謝意,陶磊謹記。
[1] 楊寬先生接受阮元的意見,以為明堂四周環水,“如今村居必有溝繞水也”。(《西周史》67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李學勤《太一生水的數術解釋》,《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
[3] 《隋書 牛弘傳》引,中華書局標點本。
[4] 從真實天象看,天左旋(從東向西),從觀測者的角度看是逆時針,北斗也是如此。但通過下文論證,我們知道明堂制度的設計是參考著某種圖式完成的,后人對明堂的描述也是依據明堂圖所作的,從現有資料看,明堂圖當和式圖最接近。現有的式圖,基本構成元素都是北斗、二十八宿以及十二辰,在這種圖上,北斗是按十二辰的方向運轉的,是順時針,是右旋,二十八宿以相反的方向排列,是左旋。《禮記明堂陰陽錄》所說的“水行左旋以象天”,“象”的是周天二十八宿的排列,而不是天體運行。
[5] 《逸周書 明堂解》。
[6] 同注13。
[7] 同注12。
[8] 同注16。
[9] 李學勤《黃帝與河圖洛書》,載《古文獻論叢》,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10] 同注31。
[11] 據劉國忠《五行大義校文》,《五行大義研究》附錄五,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
[12] 同注21。
[13] 嚴敦杰《關于西漢初期的式盤與占盤》,《考古》1978年第5期。李學勤《九宮八風及九宮式盤》,同上。
[14] 殷滌非《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占盤和天文儀器》,《考古》1978年第5期。嚴敦杰《關于西漢初期的式盤與占盤》,《考古》1978年第5期。
[15] 同注10。
[16] 夏炘《學禮管釋》六“釋明堂”, 皇清經解續編本。
[17] 同注11。
[18] 郭沫若《管子集校》(一),《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五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陳夢家《戰國楚帛書考》,《考古學報》1984年2期;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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