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大學畢業生一定有高收入嗎？

　　每年一度的高考“黑六月”，為了上一個好大學，學生累、家長忙，甚至不惜上招生騙子的當。在所有的人看來，上好大學就等于有輝煌的前途，豐厚的收入，如花似錦的人生。畢業于名牌大學必定有高收入嗎？

　　美國經濟學家也非常關心這個問題。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Alan Krueger與梅隆基金會的Stacy Dal e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調查。他們調查不同大學1976年入學的學生在1995年的收入。結果是，進入耶魯、斯瓦茨莫爾（Swarthmore，一所有名的私立學院）、賓州這類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年均收入為9．2萬美元。進入賓州州立、丹尼遜、圖倫這類一般大學的畢業生年均收入為2．2萬美元。收入差距在4倍以上，不可謂不大。好大學與成功之間的強烈正相關關系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國外的許多精英都出自名牌大學，中國的兩院院士中絕大部分也出自名牌大學。在人們都認為名牌大學是精英搖籃時，學生為上北大清華而一年一年地復讀，家長為孩子上名牌大學從胎教起步，就不難理解了。

　　難道名牌大學真有化庸才為精英的能力，無論什么人只要能從這里出來就有大事業、高收入嗎？Krueger等人的研究中是把入學的難易程度作為大學好壞的標準的。只有能力強的人才能進入這類大學。換言之，不是名牌大學使這些學生能力變強，而是這些人本來能力就強。他們即使不上名牌大學也是成功者。Krueger等人研究了同樣能力的學生上不同學校的結果。他們發現，能力強的學生無論選擇錄取嚴格的名牌大學，還是錄取寬松的一般大學，畢業10年后收入差別并不大。這就是說，高收入不是取決于是否上名牌大學，而是取決于個人能力。耶魯等名校畢業生收入高，不是因為他們上了名校，而是因為他們的能力本來就高。不是上名校能力才高，而是能力高才能上名校。名校擇優而取，這些學生本來素質就高，出的精英當然也多。

　　任何一種考試，包括封建社會的科舉考試以及現在的高考，都是測試人的能力的。按考試成績錄，能力強者自然進入了名校。不過考試能否真正測試出人的能力，還在于考試的內容與方式。美國的高校招生考試不僅包括統考成績（SAT），而且還包括其他內容，如參與社會活動、科技發明、創新能力，等等。這樣就可以把更具成功能力的學生錄取進來。我們的高考“一張試卷定終身”，不少內容是死記硬背的，并不能全面反映人的能力，這才有高分低能之說。中學教育受高考指揮棒引導，以應試教育為中心，往往培養出了考試能手，而不是高能力者。這樣的人進入名牌大學，綜合素質不高，難怪不得不去賣肉或賣糖葫蘆。

　　人的一生能否成就一份大事業，說的俗點能否有高收入，取決于他對社會的貢獻。市場經濟是按貢獻分配的。貢獻的大小取決于能力、努力程度和機遇。人的能力有先天的和后天的。先天的來自遺傳，這是在人出生前就決定了，無法改變。我們都知道，愛因斯坦說過，“人的成功是百分之一的天才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奮”。不過引用這句話的人往往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后面的一句話，“成功的關鍵還是那百分之一的天才”。應該承認，人的先天才能對人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人的先天才能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他能否上名校，絕不是上了名校才有這種先天的才能。

　　名校對人的影響在于后天才能的形成。應該承認，名校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更好的設備和名師，以及學習氣氛，對人的成才是有作用的。但這些條件僅僅是外因，要通過自身的內因才能起作用。上了名校的人能否成功還取決于自己的內因：先天的能力，努力程度，等等。許多名校畢業生終生一事無成，正在于缺乏這些內因，外因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名校絕不是人成才和有高收入的保險柜。

　　其實一個人只要有能力，肯努力，無論是否上名校，都可以成才。按通行的標準，是否名校畢業生，關鍵看憑考試而進入的本科院校。按這個標準看，許多極有才華的成功者，并非名校畢業生。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教授和以學術通俗化著稱的易中天教授，都沒有上過大學本科，更別說名牌了。但他們的學術水平和文章令我這位名校（北大）的正規本科畢業生自愧弗如。

　　我寫這篇文章是有感而發的。許多學生和家長有一種名校崇拜風，甚至以北大清華為唯二的目標。盡管高考成績相當好，甚至可以進一本院校，也由于進不了北大清華而去復讀。這樣的學生與家長就是進了名校崇拜的誤區。其實許多學生無論在哪個大學，只要自己努力，同樣會有驕人的成績，高收入只是副產品。非要上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一年又一年地復讀，弄得學生心理都變態了。即使最后實現了名校夢，又會有多少成就？想進名校是正常的，非要上名校不可就變態了。

　　向往名校不等于盲目推崇名校。把上名校等同于以后的高收入，更是一種天真的想法。把天真的想法變為行動，不惜一切上名校，甚至上當受騙高考移民，就會成為悲劇。人生在于一生的奮斗，而不是在一次考試中上了名校。

　　（摘自《活學活用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2月版，定價：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