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早期的兩部游記選集及其對中國的關注

　　伊麗莎白時代英國社會的一大特征是對于航海與旅行的興趣，對于遙遠國家或民族的關注。因此，關于航海探險方面的著作的翻譯、編輯和出版異常活躍，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哈克里特（Richard Hakluyt，C.1552-1616）的《英國航海、旅行和地理發現全書》（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1589-1590）。編譯者哈克里特出生于倫敦一個皮革商家庭，1570年入牛津大學學習并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在隨后的若干年中，他結識了兩位歐陸著名的地理學家，并與他們保持通信并得到指點。1583年他作為英國駐法使團的隨團牧師到達法國。在法國的5年間，他通過訪談、通信、跟蹤有關當時英國航海家海外探險信息并收集各種航海旅行材料，為他最終的作品做了大量的準備。1588年，他回到英國，即投入到“全書”的編輯之中。該書第一版在英國皇家海軍殲滅西班牙的“無敵艦隊”的次年開始出版，篇幅為70萬字，按地域分三大部分，即東方、東方與東北方、西方。編輯宗旨是記錄英國的海外探險成就，因此哈克里特盡可能地避免收入非英國人的作品。入選的篇章大多為目擊者的陳述和真實的商業信函，采用薄古厚今的策略。當時英國探險家的活動區域主要在美洲一帶，因此“西方”部分比其他兩個部分要大得多。關于中國則所涉有限，僅有全文選錄的《曼德維爾游記》和“僅包括中國省份的一個名單”的《摘自1588年由托馬斯·坎德什帶回的中國大地圖的某些筆記或引文》。

　　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覆滅后，英國從一個海上強國逐漸地向大英帝國演變。英國艦隊可以基本無所顧忌地在此前葡萄牙、西班牙壟斷的一些東方航線上航行。于是，哈克里特也獲得了關于東印度貿易的一些航海日志、價格記錄和其他的有用信息。以上材料的獲得使“航海全書”第二版的篇幅得到很大擴充，是第一版的近三倍，共三大卷，時間跨度也從原來的1500年擴大到1600年；尤其得到加強的是關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內容。與第一版基本拒絕國外旅行者材料不同的是，在第二版的第三卷“書信體獻詞”中哈克里特說他采用了這樣一個實用主義的編輯原則：“雖然我的著作還是以‘英國旅行’為標題，但在我們自己的經歷不足的地方，我就精心地提供國外的最佳最主要的旅行記。”這就為第二版撤下虛構的曼德維爾游記后如何填補該選集關于中國的信息找到了出路。

　　哈克里特在這篇“獻詞”里還說：“因為我們的主要想法是為我們這個地區的自然商品——毛料找到足夠大的市場，我發現為達此目的的最合適地方是日本諸島和中國的北部地區，以及與之相連的韃靼地區。因此，我在本卷插入了有關上述國家的一些論述，其中一篇是1590年在中國的一個城市澳門用中國紙印刷的拉丁文本，兩年后在圣母號大型武裝商船上被截獲……”

　　其實，哈克里特所謂被截獲的拉丁文本是由桑德（Duarte Sande）撰寫的一篇關于中國的有趣對話，標題是《關于中國及其財富、政府的一篇優秀的記述》（c.1590），被收入“南部與東南部”部分。據美國著名學者勞瑞納（Donald F.Lach,1917-2000）研究，其最初來源是利瑪竇及其他曾深入到中國的耶穌會士的報告。該文對中國涉獵廣泛，舉凡國土面積、城市、人口、財政狀況、農業生產、物產資源、瓷器制造及其他工藝、醫藥、語言、教育、宗教、習俗等等方面無所不談。盡管作者對中國給予諸多贊美，但對某些方面他還是有所保留甚至批評的。如該文雖說中國的土地肥沃程度超過了東方所有的其他王國，但也同時指出無法與歐洲的富庶和多產相提并論；還說葡萄牙人高估了中國的商品豐富，因為他們的結論僅僅得自于廣州一地，而廣州也許是整個王國最大的市場。作者對中國宗教的評價亦不高，說儒教犯了偶像崇拜的“罪”等等。由此可見，歐洲人至少在物質文明尤其是宗教信仰方面從16世紀開始即非常自信，不管他們如何贊美中國，中國的優越在他們的心目中無非是地域性的，而歐洲文明的偉大總是占據主導地位。

　　這篇關于中國的報道與兩個世紀前的《曼德維爾爵士旅行記》（The Voyage and Travel of Sir John Mandeville）中的有關描寫已有本質的不同，即關于中國的描述已從中世紀關于“契丹國”的神奇故事進化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較客觀寫實。這些作者顯然對中國已有相當的了解，他們不僅熟悉先前旅行記作者常常報道的物質層面或表面的現象，而且還關注到了語言、教育、宗教、典籍以及體制這些一般旅行者難以直接觀察到的更深層次的內容。

　　《英國航海、旅行、貿易和地理發現全書》（第二版）除了上述的長篇對話外，還收入了其他幾篇涉及到中國的游記。例如，《一位英國人大約在1243年旅行到韃靼，然后從那兒進入波蘭和匈牙利》、《柏朗嘉賓教士在大約1246年進行的漫長而神奇的旅行》、《盧卜魯克的威廉大約撰于1253年的旅行日記》、《里查德·約翰遜收集的筆記和觀察記：從俄國到契丹國幾條陸路路線》、《鄂多力克教士關于小亞細亞、阿美尼亞、迦勒底、波斯、印度、中國及其它遙遠地區的旅行記》、《關于中國的一些情況》等等。顯然，這些篇章的作者即旅行者既有英國人，也有歐陸人，時間跨度是從13世紀的中世紀到16世紀的文藝復興時代，其中《關于中國的一些情況》（1577年英譯本）篇幅最大，是威利斯翻譯葡萄牙商人佩雷拉的中國旅行記。佩雷拉雖曾是中國的囚犯，死里逃生，但其關于中國（南部）的描寫卻是贊譽有加。除此之外，本書還收錄了英國人對開辟通往契丹國即中國的西北航道的諸多報告，其中比較重要的是伊麗莎白女王致中國皇帝的信，以及若干為了開辟抵達“契丹國”航線而撰寫的“命令”、“記錄”一類文字。“英國航海全書”第二版一直未能得到重印，直至20世紀初英國才出了兩個重排版本。但其影響是深遠的，到了大英帝國鼎盛時期的維多利亞時代，還有人稱其為“我們現代英國的散文體史詩”。

　　如果要舉出一位17世紀初期在向歐洲傳播關于亞洲乃至中國知識方面做出最突出貢獻的英國人，那無疑是珀切斯（Samuel Purchas,1575?-1626）。這位英國牧師兼旅行記收藏家在1613年出版了《珀切斯的朝圣，或從開天辟地到目前在所有時代和所有被發現的土地上觀察到的世界與宗教記述》（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of Religious Observedinall Agesand Places Discovered,from the Creation unto this Present,1613）。勞端納曾介紹說：“本書包含了大量的關于地理、文化、歷史信息，顯示了作者對當時歐洲擁有的關于亞洲的材料了如指掌。……《珀切斯的朝圣》比17世紀初葉的任何一部根據親身經歷寫成的關于亞洲的游記都更流行。1626年前共有4個版本。”筆者未能親眼見到此書，也未見到其他學者關于該書里有關中國內容的介紹和研究。但對于旅行記的研究者更重要的無疑是其1625年出版的4卷本《續哈克里特或珀切斯的朝圣》（Hakluytus Posthumusor Purchas His Pilgrimes），據說該著在當時是有史以來篇幅最大的英文出版物。

　　珀切斯把更多英國之外的關于中國的記述節選到了《續哈克里特或珀切斯的朝圣》里，除了中世紀盧卜魯克、馬可波羅、曼德維爾等的作品外，還有葡萄牙神父克魯斯、葡萄牙商人、傳教士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1509-1583）、佩雷拉、金尼閣，以及許多來華耶穌會士如利瑪竇、龍華民(Niccolo Longobardo，1565-1655)、龐迪我（Diegode Pantoja,1571-1618）等神父發自中國的書信。珀切斯像哈克里特那樣，是英國向海外擴張的熱情鼓吹者，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給予高度贊揚，把此書編成之前公司的歷次航海記錄均予以選錄，有的一次航行還選入多人多種航海記。在翻譯與重印的部分，還有阿諾德·布朗（Arnold Brown）的日記節選。此人在1617-1623年間曾在萬丹、帕坦尼、日本、菲律賓、中國沿海等地旅行，日記中有關于1622年荷蘭進攻澳門被擊退的描寫。根據俄國人的記述，珀切斯撰寫了俄國人首次關于中國的目擊記，即1618年俄國使團訪問中國朝廷的情況。其中除了有關于中國總體印象及萬里長城的描寫外，還有關于韃靼地區自西而東的地理劃分、物產和宗教。

　　英國16、17世紀之間30余年內出版的這兩部游記文學巨著，為18世紀英國游記繁榮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同時其中國記述也為1637年之后英國旅行者踏上中華大地進行直接的商貿、外交與文化交流開辟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