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才是真的亞當·斯密

《真實的亞當·斯密》，(美)詹姆斯·布坎著，葛文
聰等譯，中信出版社2007年9月版，26.00元

　　當亞當·斯密在1790年7月去世時，英國《泰晤士報》稱他笨手笨腳、丟三落四，沒有商業頭腦。2006年10月，在紀念《國富論》發表230周年時，《泰晤士報》盛贊“亞當·斯密之現代經濟學之父的地位不可動搖”。

　　或被丑化，或被美化；又或被復雜化，或被簡單化。200多年來，亞當·斯密一直被人為地割裂為兩面：一面的亞當·斯密作風嚴謹、品德高尚、胸襟寬闊、才華過人、卷帙浩繁、不受羈絆；另一面的亞當·斯密少言寡語、盛氣凌人、不求精確、名聲不佳、主張自由放任。 兩個截然不同的亞當·斯密，這是怎么回事？

　　詹姆斯·布坎在《真實的亞當·斯密》中給出一個直接回答。他發現，亞當·斯密完全掉進了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怪圈，在這些人看來，似乎亞當·斯密僅僅是發現了經濟的永恒真理，真正世世代代把握真理的是他們，如果只要對“斯密”有所耳聞就足以證明他們的淵博。為此，布坎寫作的意義在于要為亞當·斯密正名，或更嚴肅的說法是拯救亞當·斯密，要把真實的亞當·斯密從誤解、誤讀和誤用的歷史中完全拯救回來。

　　布坎把斯密被“異化”的責任推給了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并認為是他們的庸俗和愚昧導致現在斯密不被理解。然而，“罪魁禍首”何止他們，其“罪由”又何止這些？事實上，由于很多人(包括那些政治學家、經濟學家)都不熟悉斯密的“倫理世界”，因而把斯密理所當然地看成一位純粹的古典經濟學家，甚至是一位自利主義的經濟學家。人們所熟知的是他關于“經濟人”、“看不見的手”、“理性算計”等經濟學概念，而對其“道德人”、“公正旁觀者”、“道德情操”、“同情之合宜性”等同樣重要的概念則知之不多。人們弄不清所以，在這兩組不同的概念系列之間迷惑徘徊，其結果自然是，演繹出了兩個完全相反的亞當·斯密，并一度提出了所謂“斯密難題”。

　　在《真實的亞當·斯密》中，布坎試圖還原真實的斯密形象：警惕機敏、求是務實、細心謹慎、溫文爾雅、有條不紊。布坎選擇以《道德情操論》為主要切入口，重現斯密情感高于理性的一生，同時，他也順帶高度評價了《道德情操論》這本令亞當·斯密一舉成名的杰作：“《道德情操論》不僅僅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和哲學作品，也是現代意義上優秀經濟學著作。”書中對《道德情操論》寫作前后及其影響作了重點記錄，相對而言，似乎有對斯密另外一本驚世之作《國富論》輕視之嫌。然而，這種策略是對的。

　　根據布坎的描述，真實的斯密并不是兩個，而是一個，一個行進在人類道德情操世界與經濟行為領域之間富于思想張力之理路上的斯密。盡管前期的斯密身居格拉斯哥，任大學道德哲學講座教授一職，主講道德哲學達18年之久，長時間思考人類道德情感的產生與意義；中后期的斯密潛心研究商品經濟，發現人的“經濟理性”即“看不見的手”在人類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務中的決定性作用，表面上看起來極為不同，但這仍然是同一個斯密。布坎認為，這只是斯密在經歷不同階段思想的變化，經受著因思想變動所帶來的心靈磨礪，因而表現出不同的思想傾向。國內學者萬俊人對轉型時期的斯密評價是：“一個從早年的樂觀主義人性論者到晚年逐漸轉向悲觀主義人性論者、從最初的道德相對主義情感論逐步轉向道德絕對主義德性論、從傾心于自然神學和休謨道德情感理論轉向接近斯多亞主義、甚或康德主義自制(自律)型德性倫理的道德哲學家斯密。”

　　這樣的思想嬗變經歷的確非同小可，但不能因此而斷然認為是斯密人格分裂或其他。正如不存在自然天成的思想者，也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思想者，斯密的思想轉化只能說明他在不斷總結、修正乃至完善他對世界的認識。例如，布坎提到晚期的斯密開始研究人民生活的物質條件，分析人們如何維持生計。他發現，就財富的分配來講，現代商業社會的商業機制比古代社會的奴隸經濟制度及亞洲君主制度下的經濟制度都更徹底。斯密再次面臨自己經濟體系的局限性，最后在絕望的邊緣郁郁而終。他說：“可我本想做得更多。”據此，隱藏在斯密思想變遷的真實動因便清晰可見：作為倫理經濟學家的斯密，“對市民社會勃興和交換性正義規則普遍運用所帶來的嚴重'道德倫理'問題的理論焦慮”。(羅衛東，《情感、秩序、美德－－亞當·斯密的倫理學世界》)于是，這就不難理解同樣作為代表作，為什么斯密會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地修訂《道德情操論》而非《國富論》。

　　“經濟理性”這只“看不見的手”對人類行為有著太大的牽制性影響，而受“經濟理性”支配的人類行為又太容易導致個體的道德利己主義，最終將會導致社會公正秩序的瓦解，以致人類的倫理生活世界在巨大的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過于脆弱，甚至難以為繼。正是因為斯密發現了這點，所以他的倫理關切和道德焦慮才會變得那么嚴重。事實上，這個情感多于理性，道德重于經濟的斯密才是一個真實的斯密，一個要被拯救的斯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