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紀念著作潮并非全是應景之作

　　今年是英格蘭與蘇格蘭合并300周年。具體地說，在1707這一年，原先的獨立國家蘇格蘭被并入了它的南面鄰國——英格蘭，成立了聯合王國（the United Kingdom，西面的威爾士早在13世紀末即已并入，而愛爾蘭則在1801年正式成為“聯合王國”一部分，1937年愛爾蘭南部成立共和國，但北部六郡仍劃歸英國），又稱不列顛 國（Britishstate）。這本是個“慶生”的佳期，但分裂之聲卻在英倫喧囂塵上，英國媒體給予了不少報道。然而，對于“分裂”這個本屬一個國家天大的事情的傳聞，英國的政治家們似乎并不在意，亦未見有什么緊急措施出臺，與當年英國應對“北愛”問題的方式截然不同。這一方面說明蘇格蘭人僅僅是說說而已，并未像愛爾蘭共和軍那樣動起真格來，另一方面在蘇格蘭統一派（the Unionist）與獨立派（the Nationalist）之爭由來已久，不足為奇，更不必緊張了。

　　其實，英格蘭、蘇格蘭的恩恩怨怨可以追溯到中世紀，英格蘭作為一個力量更強大的民族對蘇格蘭早就懷有占領吞并之心。13世紀末，當蘇格蘭的王位繼承出現了危機時，英格蘭就乘機插手其內部事務。當時的英王愛德華一世（EdwardI,1239-1307）自詡為蘇格蘭的“太上君王”，力圖扶植傀儡，好讓蘇格蘭人效忠于自己，但遭到了抵制。1995年的好萊塢電影《勇敢之心》（Braveheart）就是以此為背景，講述了威廉·華萊士（William Wallace,1272-1305）這位蘇格蘭的民族英雄如何抗擊英格蘭的入侵并喊出了“為了自由”（Pro Libertate）這個振聾發聵的口號的。1603年，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1566-1625）繼承了英格蘭的王位（因此也稱英格蘭的詹姆斯一世），史稱“王位合一”。這個“合一”雖然與一個世紀后的兩國合并無甚聯系，但共同的君王顯然使兩國靠得更近了。在整個17世紀，人們提出了兩國合并的各種計劃，并在1667、1670和1690年試圖予以實施，但最終均因為英國的敵意或缺乏興趣而作罷。覬覦她很多世紀的英格蘭怎么會“缺乏興趣”呢？這里可以引用1700年英國下議院的托利黨領袖的話予以說明：“蘇格蘭是個乞丐，而任何與乞丐聯姻的人都免不了要收獲虱子。”難怪到了18世紀中葉約翰遜在編纂《英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755）時還忘不了在給“燕麥”這個詞條釋義時嘲笑一下蘇格蘭人的窮：“一種糧食，在英格蘭一般喂給馬吃，但在蘇格蘭卻依靠它養活人民。”原來是兩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英格蘭人害怕吃虧！這種“虧”具體地說首先是指一旦兩國合并，英格蘭就必須讓蘇格蘭享有在其美洲殖民地的自由貿易權，而這英國的權貴們是很難答應的。

　　1705年2月5日，英國的下議院通過了《外國人法案》（The Alien Act），建議安妮女王任命專員從事英格蘭、蘇格蘭合并的談判，若蘇格蘭人不順從或者直至1705年的圣誕節那天仍無進展，英格蘭將進行嚴厲制裁。雖然該法案在同年11月被新組建的輝格黨政府否決，但它傳遞出一個信息：英國的政治家和君主開始把與蘇格蘭的合并看作是鞏固其資產階級革命成果及保證兩國安全的重要步驟。那么，蘇格蘭人是什么態度呢？當時絕大多數蘇格蘭人首先對失去獨立的國會表示反對，并進而對“合并”的整個“要挾”思維表示憤慨與抵制。其中，蘇格蘭教會由于害怕英國的安立甘教將一統天下反對得最為厲害。然而，在英格蘭的“胡蘿卜”與“大棒”的雙重作用以及當時蘇格蘭的內外交困形勢下，1707年5月1日，英格蘭—蘇格蘭的合并作為法律被規定了下來。

　　英國的史學界對這次合并并不太重視，但在蘇格蘭，這個事件成為了激烈爭論的話題，其范圍不僅限于學術界，還包括新聞媒體及政壇。他們大致可分為兩派——統一派（theunionists）和獨立派（thenationalists），雙方都認為這次合并充滿著紛爭并出人意料，決非1603年兩國王位合一水到渠成的自然結果。但獨立派指責當時的當權派從私利出發為了英國的金條把蘇格蘭給出賣了；統一派則認為這是雙方政治家遠見卓識的產物。當然，還有溫和派的聲音，他們認為在17、18世紀之交的二十余年蘇格蘭發生嚴重饑荒、金融崩潰，因此除了與英格蘭合并外，別無出路。

　　正如人們所預期的那樣，“英”、“蘇”合并300周年自然會導致大量有關該話題著作的出版。按一般常規，這些應景之作，難以有太多的“新視點、新材料”，但以下三部卻頗有些新意和可讀性。

　　米歇爾·弗萊的《合并：英格蘭、蘇格蘭與1707年的條約》（The Union: England, Scotland and the Treaty of 1797,by Michael Fry.342pp.Birlinn Limited.）代表了蘇格蘭政治生活中正在興起的呼吁獨立的保守派旗手的聲音。他認為，恰如1603-1707年的王位合一潛伏著危機，現代時期蘇格蘭的這種被“抽空”的地位成為了國會充分合并和與日俱增的自治責任之間的“半吊子”。弗萊的敘述直接、人物刻畫深入，是一部蘇格蘭政治史的力作。道格拉斯·瓦特的《蘇格蘭的價格：達連、合并與國家財富》（The Price of Scotland: Darien, Union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320pp.Luath Press.）揭示的是合并前夕蘇格蘭人在中美洲的一個殖民貿易中心——達連（在巴拿馬的狹長地帶）投資開發破產的始末及其后果。作者追溯了“達連計劃”的起源及其復雜的金融史，并對該頗具空想性質的帝國企圖是如何點燃了蘇格蘭的反英怒火給出了解釋。克里斯托弗·滑特萊的《蘇格蘭人與合并》（The Scots and the Union, by Christopher A.Whatley.325pp.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認為從1688年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1707年的兩國合并，蘇格蘭的上層政治中一直貫穿著“合并統一”的主線，而蘇格蘭政治中對“革命利益”的認可在1706-1707年的合并歷程中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在作者看來，合并是討價還價與妥協的產物，因為蘇格蘭作為一個國家標志的某些功能性與象征性方面得到了保留，如法律、教會及王冠。因此，當今蘇格蘭獨立運動的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707年因為合并“不徹底”造成的諸多闡釋空間。

　　另一個周年是今年恰逢印度獨立六十年，最近歐美出現了多部相關著作。其中較引人矚目的有英國人Alexvon Tunzelmann著《印度之夏：一個帝國終結的密史》（Indian Summe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d of an Empire. 401pp. Henry Holt & Company）、美國人Martha C.Nussbaum著《內部沖突：民主、宗教暴力以及印度的未來》（The Clash Within. Democracy, religiousviolence and India’s future.432pp.Belknap Press）和印度人Ramachandra Guha著《甘地之后的印度：世界上最龐大民主之史》（India A fter Gandh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688pp.Macmillan）。Tunzelmann顯然對英國在印度的最后一任殖民總督蒙巴頓的家庭背景的評價很低：“他的父親是位花花公子，整天沉湎于法國紫色海岸（Coted’Azur）的香檳酒吧里；他的母親被拋棄后精神錯亂以至當了修女；他的姐妹們都嫁給了納粹分子。”但作者認為蒙巴頓勛爵在其“收官之作”上干得不錯。該書還講述了一段蒙巴頓夫人與尼赫魯之間的“廣為傳播但又難知深淺”的“緋聞”。如果說該書有什么獨特之處的話，那就是對史的敘述既不以詳盡也不以“揭秘”為追求，而是把若干位關鍵人物的行為與情感呈現在歷史的風頭浪尖之上讓人評說。就在不久前，西方媒體還充斥著諸如“印度能生存下去嗎”等等負面報道，美國父母要嚇唬不乖的小孩傳統上會說“再鬧就送你到印度去！”———因為西方的孩子都知道到印度去是要挨餓的。然而今日，雖然大部分印度的社會問題依然存在，卻往往被一些西方媒體標榜為“龐大的民主國家”。印度人Ramachandra Guha著的《甘地之后的印度》就是對這個“民主印度”的具體闡發。與Guha往往把在印度發生的壞事換說成好事并千方百計將自己的祖國塑造成“高大全”形象不同的是，Martha C. Nussbaum著《內部沖突》談的是印度民主機制的缺陷與民族心理的扭曲，其集中分析的對象是2002年在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發生的大騷亂。

　　九十年代末，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P.Hungtington）在其《文明的沖突》中曾預測西方基督教文明與東方的伊斯蘭教文明之間的沖突將是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然而，英國、印度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歷史與現狀表明，其實一個國家社會內部的文化、宗教甚至民族認同等等方面的沖突同樣嚴重，而且往往更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