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貴的《巴金文集》

　　十四卷本《巴金文集》是巴金第一個大型、多卷本選集，巴金說《文集》是“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出……我早也想在六十歲的時候整理一遍，印一點送朋友”（巴金《答譚興國問》，《巴金全集》第19卷519—520頁），可見對于編文集巴金是慎重對待的。從1957年到1961年，在文集的編選過程中巴金做了最為集中和最大 規模的一次作品修改，文集本的作品呈現了當今巴金作品“定本”的基本面目。因為30年后出版的《巴金全集》前有聲明：凡是收入四川版十卷本《巴金選集》者據其排校；未收此集者據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排校。而實際上，川版十卷本《巴金選集》編選中，作者對作品有所修改但數量并不很大，它的底本就是十四卷本《文集》。而《文集》相對于以前的各單行本可就大不一樣了：巴金過濾掉很多不適合新時代的信息，做了語言文字上的規范，甚至增加章節、修補人物形象。如巴金讓《家》中的婉兒活了下去，又在《春》里補寫了婉兒回到高家給太太拜壽的一章；修改了對克安、陳姨太等人的苛刻評價，讓他們更真實些。還有比較引人注目的修改是《火》的第三部中，作者讓馮文淑離開昆明去了延安，劉波和朱素貞都活了下來。除此之外，《文集》中還有巴金添加上去的能夠反映他五六十年代思想狀況的注釋等。因為這些，使得這套《文集》在考察巴金著作修改和演變過程中有著非常獨特的版本價值。

　　在當時，健在的作家能出版文集，那是只有郭沫若、茅盾、葉圣陶和巴金等少數幾位才享有的殊榮。但將自己的舊作拿出來示眾也是極其冒險的一件事情，事實上，一些人對出版《巴金文集》還是議論紛紛。唐弢在一篇文章中就曾談到：“巴金同志出版文集，印行早期作品，上海的黨領導認為當中有一篇自我批評的序文，檢查他早期思想的錯誤，與小說同時刊行，而竟闕如，因此姚文元已經寫好一萬余字的長文，準備‘迎頭痛擊’。”（唐弢《懷石西民同志》，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3月版）雖然巴金對《文集》中的作品做了相當的修改，但仔細查對他的修改不難發現，這種修改是相當謹慎的，并非大筆一揮徹底改變了作品的本來面目，而常常只是做一些挖補工作，作者還是堅持以使作品藝術上更完美、更符合生活實際為標準的，這些修改也大體體現了巴金的真實想法而非一些人想象的“趨時”，也正因為如此，巴金一直強調：“不論作為作者，或者作為讀者，我還是要說，我喜歡修改本，他才是我自己的作品。”（巴金《關于〈海的夢〉》，收《全集》第20卷第609頁）

　　從選目而言，巴金也不想掩飾什么，他說：“《文集》出到十四卷為止，我在解放前寫的作品（應指文學創作——引者）全收在這里面了（刪去的不過百分之一、二）。”（巴金1961年12月28日致彼得羅夫信，《全集》第24卷第204頁）而《茅盾文集》共十卷，許多文章都沒有收進來，大約僅僅是實際創作量的二分之一。當時，把那本“宣揚虛無主義”的《滅亡》放在《文集》卷首，不能不欽佩巴金的勇氣。果然，馬上遭到姚文元的“迎頭痛擊”，他在1958年10月出版的《中國青年》第19期上發表《論巴金小說〈滅亡〉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可能這篇文章和接下來轟轟烈烈的所謂“巴金作品討論”影響了文集的原定出版設想，當然，還有一個直接原因，三年困難時期紙張緊張，出版社不得不適時調整了計劃，他決定“《文集》出到第十四卷為止……解放后的文章我打算再過幾年另編《文集》續編”。（巴金1961年12月28日致彼得羅夫信，《全集》第24卷第204頁）

　　出版多卷本的《文集》是任何作家都感到欣幸和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沒有想到它卻成了“文革”中巴金的精神負擔，十四卷本的《文集》被視為“大毒草”、“邪書”跟隨巴金屢受批判并禍及家人。在蕭珊彌留之際，巴金甚至想：“我多么想讓這對眼睛永遠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離開我！我甚至愿意為我那十四卷‘邪書’受到千刀萬剮，只求她能安靜地活下去。”（巴金《懷念蕭珊》，《全集》第16卷第23頁）大約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痛苦記憶，新時期人們又在爭搶巴金作品的時候，他自己斷然宣布：“我今后不會讓《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種單行本我倒愿意。”（巴金《毒草病》，《全集》第16卷第30頁）這可苦了我們這些后輩，十四卷本《文集》成了我最難以搜全的巴金作品集。香港南國版的在內地自然不易得，人文版的已經出版了四五十年，更要命的是這套書當年閱讀率和出借率極高，現在能夠買到的各分卷真是慘不忍睹：卷邊，掉頁，污損，缺封面的，沒護封的……開始我還有潔癖堅決不要，后來發現沒有更整潔的了。有一次讀到茹志鵑的文章，讓我明白了《巴金文集》在“文革”中的另外一種境遇：

　　在十年浩劫的第二年，砰砰嘭嘭的“掃四舊”一開始，我由于膽小，也是由于老實，自動的賣掉了很多書，幾乎是我小小藏書的四分之三。但我也耍了一個花槍，在《魯迅全集》的背后，埋伏了一套《巴金文集》。這是巴金先生通過蕭珊送給我的，上面都有他的簽名。后來作協在成立“批巴小組”時，要征集他的書，自己也曾面不改色地說：“我沒有。”但是家里人是瞞不住的，特別是兩個女兒都“停課鬧革命”了，于是她們到處去發掘一些可讀的東西，可能是被她們發掘出來了。總之，等到她們和她們的同學，為《家》、《春》、《秋》流夠了眼淚，去外地插隊落戶以后，一次整理書架時，我才發現全新的《巴金全集》平地的漲厚了一寸多，已看爛了的九本書，填在原來十卷的位置，還顯得很擠。丟失的一卷恰恰是《家》。當時當然沒有想到“四人幫”會粉碎，《家》還會重印，于是深感到失去的，正是再也不可復得的。心里這股火，真是無處可說，也無處可發，只得認了。但后來仔細想想，讓一個孩子帶著《家》去異鄉落戶，這恐怕是巴金先生所樂意的，當然也是他在寫《家》時所料不到的。（茹志鵑《我心目中的巴金先生》，《文匯月刊》1982年第1期）

　　這“兩個女兒”中應當有后來的著名作家王安憶吧？在這樣的環境中，還有人感興趣他的書，這是一個作家最欣慰的事情吧？

　　兩年前，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查閱“巴金文庫”資料的時候，我還見過一套難得的《文集》，那是巴金送給妻子蕭珊的。每一卷扉頁上都有先生瀟灑流暢的題字：贈（或“送給”）蘊珍，巴金。這套文集是精裝本的，保存完好，可見主人的珍愛。夫妻間的鄭重贈書可以想見他們的相敬如賓，巴金與蕭珊的愛情可稱文壇佳話，這樣一套歷經風雨的文集更有著非凡的價值。撫摩這套文集，我當時還曾感慨：巴老晚年對中國現代文學館真是奉獻出了自己的一切，本來像這樣有紀念意義的珍貴圖書更應留給他的子女，但巴老卻毫無保留地捐獻出來。同時，我也在想一些人在拍賣市場上追逐善本、孤本，其實書的命運、書背后的故事這些含有精神價值的東西才是最值得珍視的，哪怕它看起來是一本再普通不過的書。

　　巴金先生在那篇名文《懷念蕭珊》的最后曾說：“在我喪失工作能力的時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蕭珊翻譯的那幾本小說。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就讓我的骨灰同她的攙和在一起。”2005年11月25日，他們的骨灰摻和在一起灑向了大海。不覺間兩周年過去了，整理書的時候看到我手里的殘缺不全的《文集》，不由得想起了這些零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