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許建輝著〈姚雪垠傳〉失實舉隅》

　　看到《中華讀書報》刊載的《許建輝著〈姚雪垠傳〉失實舉隅》，筆者感覺是在被“梟首示眾”。隨之而來的一連串明顯偏離了學術討論軌道的斷然定性———“任意裁剪、拼湊”、“有違……史德”、“人為地扭曲”、“煞有介事的編造”、“改篡”等等，更是讓筆者心驚肉跳，惶恐萬分。一個無名之輩寫了一本無謂之書，為什 么竟招來了這般“殺伐”？何況筆者與吳博士好歹也認識8年有余，有什么話不能好好說，非要如此劍拔弩張一棍子打死呢？

　　平心而論，吳博士的文章雖洋洋數千言，但去掉大段的引述之后，真正的分析文字并不多；而不多的文字所談的問題，真正有分量者只有兩個：其一是關于姚雪垠“被取消預備黨員的公案”，其二是關于姚雪垠“被誣為‘特務’的公案”。吳博士抓住這兩個問題展開批評，也許是因為他自覺在這兩個問題的研究上花過大心血下過大功夫，因而掌握著大量的史料、有著大權威的話語權。所以他敢言之鑿鑿地判定：“當年，竹溝某‘負責人’是否與姚談到陳獨秀，姚是否因陳獨秀事‘拂袖而去’，此事未見于歷史在場者的回憶，也未見之于姚本人的回憶錄。”判定“《新華日報》廣告刪去‘著作人姚雪垠的名字’事僅見于孫陵的回憶文章”，判斷“許傳所謂‘延安來了一封電報’指姚雪垠有特嫌，更是無稽之談。”不可否認，吳博士在史料的搜尋、梳理方面所下的功夫，的確非一般人可比；他對史料的偏愛，也的確叫人感動。記得幾年前，筆者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唐弢文庫中發現一本1948年姚雪垠創辦于上海的雜志《報告》，通過電子郵件與其共享內容，吳博士于回信中流露出興奮。這樣一位謹嚴的學者，他有理由對自己的研究充滿自信。然而，這一回他卻錯了！錯在他所掌控的相關歷史資料還不具有全宗性，因而判斷問題時難免以偏概全。為此，筆者特寫此小文，將幾段相關文字資料奉呈吳博士及讀者朋友們。

　　第一段，是姚雪垠關于“被取消預備黨員資格的公案”之部分自述：

　　……5月4日晚上離開武漢，這是根據中共長江局的指示，我無話可說，我到竹溝去。竹溝有新四軍第四支隊的一個留守處，是彭雪楓的根據地。從竹溝以后傷心了。跟彭雪楓見面，就見了一次，有個事情他批評我。什么事情呢？他說你從武漢來，陳獨秀的情況你知道不知道？我說聽說一些，陳獨秀在《大公報》寫篇文章，（聽不清）……，罵克里姆林宮的小資產階級，這個我不贊成。但這個人私人品質不壞，國民黨的津貼他不要。彭雪楓說，既然叛變革命，沒有一個是品質好的。你怎么能說他不收國民黨的津貼？但事實證明我是對的，陳獨秀直到死，也沒領過國民黨的津貼，他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氣質。可見左傾思潮太（聽不清）……。

　　后來我就告他說，我可以留在這里工作，但我得回去看看，老婆孩子都在鄧縣，我看一看，過幾天再來。一離開竹溝，我就噙著眼淚，心里說：“唉，離開黨吧！（聽不清）……。將來看誰的貢獻大。高爾基也不是黨員，但貢獻不見得比一些黨員小。說這話我當時確實是下了狠心，但是很痛苦，精神痛苦，為這哭了好多次……現在回想起來，說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我如果留在黨內，麻煩了……但所好的是我離開黨以后，我沒有對不起黨，這后來（聽不清）……，有許多文章（聽不清）……，但我一字不談，一字不寫，而且繼續維護馬克思主義，研究理論問題，這個是我跟別人不一樣的。

　　第二段，是姚雪垠關于“被誣為‘特務’的公案”之部分自述：

　　我是43年春節以前，陽歷（聽不清）……，到了重慶，住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這年春天，就召開全國文藝界代表大會，選舉我為理事，兼創作研究部副部長。……在這個階段黨對我很重視，也很信任，經常有什么意見，就通過在郭老家里邀請跟黨很靠近的作家、理論家來談談，打個招呼。……在這一階段應該說是跟黨的關系很好。……這后來發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有人說我是國民黨特務。……起初是怎么發現的？我原來在刊物上發表文章，刊物廣告就在重慶各報紙上登。后來《新華日報》登的廣告上把我的名字勾去了，這是一個現象；另外我們的地下黨領導的書店，像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三大書店，就是現在的三聯出版社，像我的書出版時，總是寫塊大黑板，擺在門口，但后來都不怎么宣傳了。別人告訴我，（聽不清）……報紙上也沒有你了，什么原因。我就去問葉以群。葉以群（聽不清）……，他就跟我住在一個小樓上。我說以群這是什么問題？葉以群說是有個問題，徐冰要找你談一談，你們約個時間，當面談一談。這就約了個時間跟徐冰當面談一談。在讀書生活出版社樓上。徐冰那個時候類似大后方的統戰部長，與文化界聯系他比較地位高。他就說了，從延安來了個電報，不是專談你的，幾樣事情，其中有一句談你，說有人說姚雪垠與國民黨特務有關系。這個電報一來，既然有這句話，我們黨組織當然要重視，我們有責任把問題搞清楚。我當時很氣憤，因為起小跟著共產黨，這一來就好像那個寡婦守節反落個有人說養漢一樣，氣得直哭。（聽不清）……他說現在問題拖下來了，因為這個問題周總理最清楚———那時候叫周先生。他說周先生回到延安去了，等到周先生回來問題就清楚了，因為他掌握的情況更多，更全面。這后來謠言多呀，我們文藝界的謠言，從來多極了，一有點兒風吹草動，別人就（聽不清）……跟風就是雨，還有人出于嫉妒心，落井下石。這后來董必武從延安來了，徐冰告訴我，董老來了，這幾天到。等他來了問問他，他可能在延安聽說過這事情。董老來了以后徐冰又跟我見面，說董老不知道，那就只好還要等，另外我們也要了解，通過各種關系搞清這個事情。

　　后來地下黨了解沒有這個事情，他們打電報告訴延安，延安回個電報回得很好，說延安整風期間，不能以延安的話為準，就地查實解決。……延安來了電報以后，徐冰找我到辦事處喝酒，說你的問題解決了，不要掛在心里，有什么意見可以批評。……這中間潘梓年去見我，表示歉意。潘梓年為什么呀？潘梓年是新華日報社長，新華日報首先把我的名字從廣告上摳掉。潘梓年去見我，還帶個什么人，現在忘了，他說他們太簡單化了，影響了社會上。國民黨多靈啊，他一看，呀，這一期姚雪垠的文章廣告不登。（插問：這有多長時間？）好幾個月，所以影響大了。……這可能是1943年秋后，到1944年冬天，我就離開重慶，到三臺去教書了。

　　需要說明的是，此處所引之文，均據錄音整理。能得到它們，還真得感謝吳博士——大約在去歲晚秋（記不清了）吧，是他打電話向姚雪垠先生的公子姚海天說了筆者寫姚傳之事，其初衷何在姑且不說，姚海天得到消息后沒多久，便把一份無限期使用其父所有著作及其他文字資料的授權書寫給了筆者，同時給予的，還有其父自述經歷的錄音光盤一套——15張，全部滿滿的。上用引文之一，就錄于第4盤第1音軌的12分15秒至16分35秒處；引文之二，則為第7盤第2音軌24分至30分、8盤第1音軌0分至9分54秒所載。雖然其中有幾處聽不大清楚，但都是寥寥數字，無礙大意。如果吳博士想親聽親見親自驗證一下的話，可隨時與筆者聯系，信函、電話、電子郵件，或者煩勞中華讀書報——都行。

　　從引文一可以看到，“當年竹溝某‘負責人’”確實“與姚談到陳獨秀”了，吳博士對此的質疑可以消釋；姚雪垠一離開竹溝就沒有打算再回去，所以他的脫黨原因并非吳博士認定的“請假返鄉探親，因各種原因未能及時返回”，而確是由陳獨秀為導火索，引爆了他在《風雨》周刊受到左傾思潮壓迫積蓄在胸的怨氣，因而“拂袖而去”——只不過“拂袖”二字是一種文學的表述方式而已。既然如此，對拙作“別出心裁地為其涂上一層傳奇的政治色彩”，將其“演變為如何評價陳獨秀的重大政治問題”，從而將這一段歷史公案“人為地扭曲了”的指責便毫無道理，而說“許傳這段描寫怕是脫自姚雪垠1986-1987年間修訂的長篇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但對其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均作了大膽的改纂”則更是不實之辭。《春暖花開的時候》中，陶春冰與上級領導關于陳獨秀的一段對話，其實正是當時的情景在小說中的再現，所以“移植”人不是筆者，而是姚雪垠本人。

　　從引文二可以看到，生活、新知和讀書生活三家出版社當年雖未出版過姚雪垠的作品，但他們為姚雪垠的作品“大作宣傳”卻曾有其事，這一點拙作沒有錯。“《新華日報》廣告刪去‘著作人姚雪垠的名字’事僅見于孫陵的回憶文章”，吳博士的此種說法需要更正——姚雪垠自己不也記得嗎？拙作關于“‘延安來了一封電報’指姚雪垠有特嫌”的記載得到了證實——至于吳博士用來否定“這”一封電報的“那”一封“同年年底”的延安來電，筆者自然也是知道的。記得當初吳博士為找這封電報的原文曾向筆者求援，筆者幾經曲折，才在一位朋友幫助下從社科院借來一本中宣部的資料匯編（名字記不清了），使問題得以解決。但姚雪垠所說的那封延安來電顯然指的不是這一封，吳博士不該將二者混淆在一起。因為事情是顯而易見的，延安與重慶地下黨的電報來往恐怕不會一年只一封，怎么可以因為有了“這”封就不許再有“那”封，而且據此認定別人是“無稽”之談呢？孫陵的回憶讓吳博士把姚雪垠的“特務公案”定時于1945,而姚本人的回憶卻將其提前到了1943。我以為，按照慣例，這種情況下，當事者本人的回憶，肯定要比他人的旁證更有史料價值！

　　看罷引文，不知吳博士將作何思考？是誰“多有錯謬之處”？是誰“有違作傳者的史德”？是誰“失實”是誰“失誤”是誰“太過”？作為一種學術批評，吳博士可以說筆者水平不高，也可以說筆者學風不嚴，只是千萬不可意氣用事，隨隨便便就把“裁剪、拼湊”以至于“改篡”“他人著作內容”之類頗具殺傷力的詞語往外甩，因為那就有涉公民名譽權了。什么叫“改篡”？筆者還真是不知道。的確，拙著前半部所用資料，大部分來自于傳主姚雪垠的回憶錄《學習追求五十年》，但那是經過授權允許的，并且均已運用筆者的思路與語言進行了重新的結構與包裝。如果說這就是“改篡”的話，那么給已有自傳的人寫傳，又該如何下筆呢？一個人的重要生活史實是唯一的，如果被張三寫過李四就不能再寫，那難道讓李四去編造不成？再說楊建業君的《姚雪垠傳》，老實講筆者沒有認真讀過，所以既“改”不成也“篡”不了。至于吳博士的大作被如何“改”了“篡”了，當然盡可由人評說——但前提必須是不能把史料當作獨家新聞或獨創小說情節而專有。

　　寫著上面這些實在不愿意寫卻又不得不寫的文字時，心里真是煩透了也悔透了！寫此全傳，回想起來似有兩個原因，一是覺得不寫則已，要寫就必得寫個囫圇的，不能把傳主腰斬成兩半截！二是筆者所寫是記傳式的，在保證基本事實無出入的基礎上，必然會使用一點兒文學手段，語言表述中也會帶有一定激情，有時甚至會創造一點情景，有時卻又對一些細節性的東西予以忽略。比如吳博士提到的抗戰期間姚雪垠的妻小是住開封還是住鄧縣的問題、“姚雪垠”是哪一年取代了“雪痕”的問題，筆者都認為對于拙作無關宏旨所以算不得什么問題。再比如寫姚雪垠1943年被指認為“特務”、1944年又與有“文化特務”嫌疑的陳紀瀅一起辦《微波》，筆者用了“早有‘前科’又有了‘現行’”一語，這本是一種修辭方式，卻被詰問“‘前科’與‘現行’從何而來”，想來真是索然無味。

　　煩惱悔恨之余，筆者卻又心存感激。因為吳博士到底是忠厚之人，沒有抓住拙著封面勒口上那幾句不知天高地厚的作者簡介說事兒，否則可真真要把人活活羞煞！因為知道自己是誰，所以不敢煞有介事地登場，只能以調侃方式給自己做個鑒定，關鍵詞全在結尾處的“自我評價”上：“劣質萬金油一盒，哪里都能抹一把哪里都抹不出光彩來，惟有敢想敢做之精神可佳。”鑒定是通過網絡發給責編的，一發一收之間，不知為何就弄丟了那條缺之不可的“尾巴”，還有“什么都寫過”之后的“卻什么都寫不出名堂來”幾個字。借此機會將其找回，從此了卻一份時時讓人發背沾衣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