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檔案員

檔案管理員的故事書影

　　在伊薩克·巴別爾留下的照片中，有兩張身份照沒有戴眼鏡，是他被關進莫斯科捷爾任斯基廣場的內務部盧卞卡監獄后拍的。當時，高度近 視的作家被沒收了眼鏡，連同他的大量未完的書稿、小說提綱、譯稿和私人書信、日記等文件。巴別爾1939年5月入獄，半年后的1940年1月被槍決。除了他在世發表的幾部短篇小說集外，所有文稿隨作家命斷冤獄而不知所終。

　　在作家特拉維斯·霍蘭（Travis Holland）的小說《檔案保管員的故事》（The Archivist＇s Story，Dial Press）里，巴別爾的獄中歲月除了可想而知的心靈的折磨和荒唐的審判外，還出現了一個旁觀者，并以他的視角展開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懸疑故事。前語文教師帕維爾·杜勃洛夫是盧卞卡的檔案管理員，他的工作就是將充公的文件分類后一件件銷毀。在巴別爾羈押于秘密警察總部的幾個月里，帕維爾得以接觸這位知名作家，個人的命運也隨之逆轉。

　　故事始于一個平靜的場面：帕維爾同剛入獄的巴別爾見面，給作家倒上一杯茶。檔案保管員拿出一份手稿讓這個可憐人確認，那是抄家的軍官們一時匆忙而沒有登記的一篇小說，沒有標題，顯然還未完成。這件未竟之作讓兩個人開始有了接觸。巴別爾請求帕維爾同意讓他給自己妻子寫封信。帕維爾忍住內心的悲憫之情，回答說：“很遺憾，同志，這不是我愿不愿意幫你的問題。”

　　帕維爾的回絕情有可原，他能幫什么忙呢？他既沒有對這些檔案的處置權，更不敢干預盧卞卡的一名囚徒的命運。他所有的工作都來自上頭，一個叫庫泰廖夫的官僚吩咐他干這干那。這位自稱“我根本就不讀什么東西”的官僚只要發現帕維爾的銷毀工作稍有差池，就有可能向上告發。除了工作以外，帕維爾的生活簡單無趣。他的妻子幾年前死于一起車禍，他獨自一人住在頓河修道院附近的一座居民樓里，窗外是墓地火葬場的一根根煙囪，也是莫斯科兩大監獄“布泰爾卡”和“里弗托沃”中被處死和餓死的囚犯的終點站。

　　一次次往來于故紙堆和焚化爐之間，對庫泰廖夫俗不可耐的教條的一次次忍耐，終于導致了事情的質變：“帕維爾突然感到萬般厭惡，對庫泰廖夫愚笨無知的野心，對隔絕外界的厚厚的金屬墻體和文件上堆積的灰塵，最終，最讓他感到厭惡的是他自己。”這天晚上，他被一種念頭攫住——當他一疊疊堆放著文件時，翻出一篇新發現的巴別爾手稿，卷起來插在腰帶后面，走出盧卞卡大樓回了家。接著，帕維爾改變了工作節奏，開始消極怠工。這種行為若被察覺，輕則丟掉飯碗，重則有可能喪失自由或性命。希特勒大兵壓境，帕維爾的不少朋友和導師受到被逮捕的威脅。同巴別爾再次見面后，帕維爾的工作有了新的目的，或者說，還復了檔案保管員工作的原本目的：保存手稿，而不是銷毀它們。

　　帕維爾接二連三將巴別爾的小說私帶回家，把它們藏在地下室的磚墻里。女鄰居的疑心、一位叫做拉德洛夫軍官的召見讓故事進入了緊張節奏，懸疑氣氛漸趨凝重。“他是自殺的，果戈里，你知道是怎么自殺的嗎？”少校軍官說。帕維爾不知道他用意何在，也許這一切不過是想讓他緊張，雖然他知道果戈里死于絕食。拉德洛夫接著問：“你是不是以為，你讀了他的小說，就比那些親自接觸過他的人了解他？”帕維爾不知如何回答。軍官似乎要讓他把作者的作品和為人區分開，分別評價，但他什么也不能說——“就連談論失寵的死者，也會冒和他們站在一起的風險。”

　　檔案保管員帕維爾無視庫泰廖夫的暗示（燒完了這些文件，你的工作也就結束了），繼續做著他該干的事情：他要藏好巴別爾的文件，藏好作家送他的一塊手帕，他要建成一個自己的紀念館。當他58歲的母親頭部受傷，開始喪失記憶的時候，帕維爾體驗到了內心深處的最大恐懼：“有一天，當他母親再也認不出他的時候，也就無法再記起他們共同的生活。那是兩次死亡，她的過去，還有他的。”

　　霍蘭以張弛相濟的出色的才能描摹蘇聯時代人物命運和心理現實，為世界范圍的巴別爾研究添加了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筆。雖然巴別爾遺文的真實存在與否值得另議，但西方文化人對俄羅斯社會文學史的高度關注，反襯出俄羅斯文化界本身雖擁有大量漸趨公開的歷史文獻資料，卻未對上個世紀的文化反思取得值得關注的成果。巴別爾的作品遭遇了解凍時期平反和蘇聯解體后兩度閱讀熱，但今天早已被層見疊出的新派作家擠出讀者視野。不過，對于歐美學者來說，這半個多世紀以來隨蘇聯國家機器運轉的社會景觀和人性真實仍是其念茲在茲，意欲深挖的主題。

　　上個世紀發生了諸多史無前例的特殊事件，但對研究家來說，最為寶貴的“親歷”歷史的跨度不會超過五十年，此外他只能靠書籍和轉述研究“二手”的歷史。整整五十年前，人類首次將一個人造天體送入太空，視野獲得前所未有的拓展。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sputnik）一號，開辟了航天科技的新時代。這一壯舉讓蘇聯舉國歡騰，一時激起蘇聯人民的巨大愛國熱情。實際上，蘇聯衛星對美國的意義更大，它像鬧鈴一樣催醒了美國人，讓他們發現自己的科技水平遠被蘇聯所超越，從此立刻著手對教育體系進行深刻全面的檢討。直到今天，“衛星一號”帶來的震懾性回響依然在美國高等科研院校上空留有余音。

　　而對美國來說，1957年另具意義，那就是秋天發生在阿肯薩斯州的“小石城事件”，九名黑人子弟由美軍101空降師士兵護衛下進入校園上學。雖然50年代的人權運動領袖們對半個世紀后的種族生存現狀是否滿意還很難說，但無法否認的是世界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因為美國南方白人和有色人種不能共用臉盆不過是不久前的事情，而無論是美國還是俄國，倒退回一百年出頭的時間，人口買賣非常普遍，還算是一種合法的交易。

　　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推行的“政治正確”的確結出不少荒誕可笑甚至丑惡的果實，不過，那里的主流政治家、大學教授或白領員工，無論他們內心想法如何，是萬萬不敢公開發表任何種群歧視性的見解。俄羅斯的情況有所不同，在這里，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不但受到社會的廣泛容忍，類似的言行甚至會得到默許和鼓勵。由這一現狀追溯到五十年內的文化發展上，就能發現俄羅斯社會主流并未對所謂“后衛星時代”做出有效的回應——作家、劇作家和電影人們忙碌的，不過是對19世紀文化遺產的改編和重寫，至于變化中的世界，俄國藝術家們僅僅刮擦到了表層。不過，這或許就是俄羅斯文化的獨特之處。誰能說得準呢？當現實的泥沙沉降，歷史可能現出另一種面貌。考慮到托爾斯泰大師的《戰爭與和平》寫成于戰爭過去的50年后，我們倒不妨接著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