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聲點，你這愚蠢的老家伙”——燕卜蓀的大型傳記出版

　　一位不修邊幅的老人正在都柏林的三一學院低沉地朗誦著自己的詩，突然，從大廳的后頭傳來一個婦人惱怒的叫聲：“大聲點，你這愚蠢的老家伙。”聽眾震驚，在他們回過頭后，氣氛驟然輕松了很多。這位詩人正是英國現代派詩人與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而那位婦人就是詩人的妻子赫塔（Hetta Empson,1915-1996）。提起燕卜蓀，我國英語界的老前輩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其實首先并非因為其詩其文（均非常晦澀，據說甚至連其本國學者都難以讀懂），而是因為他與中國英文教學的因緣。可以這么說，他幾乎是40年代以后中國英文界大家以及中國現代派詩人的一代宗師。

　　燕卜蓀先生于1937-1939年與1946-1951年兩度受聘于北京大學，先后在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與戰后復員的北京大學任教，共長達七年時間。他在西南聯大講授了“莎士比亞”、“三、四年級英文讀本和作文”、“英國詩”、“歐洲名著選讀”中的《唐·吉訶德》（該課由多位教授主講）、“英國現代詩”等課程。據大多數當時學生的回憶，由于戰亂，圖書匱乏，他講莎劇《奧賽羅》及英詩中的喬叟和斯賓塞的一些詩篇時，憑記憶用打字機打出全文，油印后發給學生閱讀。這件事日后為其學生在回憶文章中所津津樂道，甚至在其晚年被授予劍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時，宣讀的贊詞中也曾提及此事。至于其講課及人格的魅力，我們就來聽一聽諸多見證人的回憶吧。王佐良說：“（他）教書極為認真負責，造就了一大批英國文學研究者和許多詩人。”李賦寧說：“燕先生重視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思考問題的能力，引導學生初步進入文學研究的領域。這在當時我國的外文系是極為難得的。”許國璋說：“我永遠不會忘記，1937年秋和1938年春，在南岳和蒙自他同我們一起研讀過的那些偉大詩篇。讀著美妙的詩篇，詩人燕卜蓀替代了先生燕卜蓀，隨著朗讀升華為背誦，詞句猶如從詩魔口中不斷地涌出，大家停下了手中的筆記，個個目不轉睛地盯著詩泉，這時，學生、先生共同沉醉于莎翁精神之中。是的，這樣神為之馳的場面確實存在過。”袁可嘉說：“這個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的外語系集中了一大批著名文學家和教授，如葉公超、燕卜蓀……他們在介紹現代派文學方面起了先鋒作用。……當時在外語系的師生中，熱衷于現代派的真不少，除已提到的幾位教師外，還有穆旦、王佐良、楊周翰、杜運燮、鄭敏等人。”最先寫懷念文章（1943年）的趙瑞蕻說：“當時，有好幾位教授班上都擠滿了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聞一多先生的《詩經》和《楚辭》、吳宓先生的‘歐洲文學史’、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錢穆先生的‘中國通史’和我們的詩人燕卜蓀先生的‘英國詩’與‘莎士比亞’。這幾門功課的盛況給予避亂在寂寞山中的人們多么珍貴的鼓舞。而燕卜蓀先生的課更有一種引誘人的力量——那是除了敬仰之外，更有新鮮與好奇這兩種潛力。”因此，作為一名來華執教的外籍人士，近七十年來不斷為其中國學生和同事所常常記起或懷念，也就不足為奇的了。

　　其實，當時的學生對于燕卜蓀先生是劍橋大學英國文學教授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79）的高足，其成名作《復義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以及該著在英美學術界已引起的重視并不了解。當然，關于其歸國后的學術研究及其他種種經歷，由于中西多年的交流不暢，我們也不甚了了。趙毅衡自稱曾在80年代研究燕卜蓀，但終于未見其有專著出版，僅見他有一篇受到巫寧坤（用英文寫了《回憶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 Remembered”]，發表在英國期刊《批評季刊》[The Critical Review]1987年6月號，并被燕的母校雜志《劍橋評論》[The Cambridge Review]在次年6月轉載）與趙瑞蕻（寫有文章《懷念英國現代派詩人燕卜蓀先生》）啟發后寫的《燕卜蓀：某種復雜的意義》。而今，燕卜蓀兩大卷的傳記《威廉·燕卜蓀的一生》（William Empson:ALife）已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齊，該社甚至還出版了《威廉·燕卜蓀書信選》（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Empson）。以上新著對于我們全面了解這位曾讓一代中國詩人與英美文學研究者受到過教益的“外教”，將發揮“填補空白”的作用。在這西南聯大成立70周年之際，尤其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傳記第一卷名為《威廉·燕卜蓀——在官人之間》（William Empson.Volume One: Among the Mandarins, 2005.700pp.），可見中國經歷在其中的位置。該卷從追溯燕卜蓀的祖先以及家庭出身開始，直到他于1939年“二戰”爆發后離開中國途經美國回國結束，該年他33歲。來中國前，燕卜蓀經歷了其人生及學術生涯的幾件大事。1925年，他入劍橋大學的馬格達萊納學院（Magdalene College）念數學，在“異端”會議與學生會的辯論中常能聽到其“無力而憤慨的短促尖叫聲”，并開始以劇作家和詩人揚名。1926年，在當時劍橋的學生文學期刊Granta上發表評論，作者認為其關于著作、戲劇與電影“草率而尖刻”的評論成為了他批評思想快速成熟的一個重要階段。1928年，與他人共同創辦《實驗》雜志（Experiment），力圖將藝術實驗、哲學實驗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結果被Granta斥為“聰明的年輕人可悲地盡講廢話”。在本科期間，燕卜蓀，用自己的話說，沉湎于“讓人頭暈的夸夸其談”，其詩歌創作是“孤獨與受難”的產物。作者追溯了其部分“苦難”：對一位同性古典專業學生的單相思（《書信》組詩中包含的絕望）、與一位女博士生短暫的靈肉放縱（導致了其輝煌的學術生涯的中斷）。1929年6月，他獲得了“特別榮譽”一等學位（據趙毅衡的說法，1927年他改學文學，因此他獲得的是文學學位），并享受馬格達萊納學院獎學金。但不久，在他的抽屜里發現了避孕套（他稱之為“愛之引擎”），校方取消了其資格，并將他逐出了劍橋（“奇怪饒舌的小城”）。燕卜蓀劍橋生涯的終結讓他專心于自己的處女作《復義七型》。在該著里，他并不認為晦澀（因詞法、句法、心理因素分為七類）與思想的深刻相得益彰；他想證明的是，當晦澀被一位嫻熟的詩人運用時，便能表達我們非言語現實中許多方面的模棱兩可或令人驚奇的經歷。在傳記作者看來，這是在張揚批評的敏感，反對科學主義，與他的導師瑞恰慈走的是不同的路線。經導師介紹，他1930年遠赴東京當英文教授。在那邊，他因為酗酒以及不聽勸告執意同學生與女性保持密切接觸而時有丑聞。1934年合同期滿不再續約，他回到故地布魯斯伯里，過著清貧、散逸的生活，恰如詩中所說“漸漸地劣酒充溢著整個血管”。

　　1937年，燕卜蓀乘坐跨西伯利亞列車來到中國，此時北京大學已南遷。他隨當時在中國推廣“基本語”（Basic English）的瑞恰慈夫婦乘船去了香港，隨后到中國內地邊走邊聊。當時三校在長沙、衡山建立臨時大學，燕來到這里報到，并著有長詩《南岳之秋》（“Autumnin Nan-Yueh”）。詩中有“四人居室，兩位教授將就，"談心，論道，不缺朋友。（當時他與哲學家金樂霖同屋）”“詩易，散文難記，"伍夫人名篇，很好回憶。（學生回憶他常棄書朗誦，此似可為證）”（許國璋譯）等內容。燕關于中國的詩還有《中國》（“China”）、《中國謠曲》等四首。傳記作者在此澄清了一些傳聞佳話，如他認為燕并未默寫整部《奧賽羅》，因為他手中備有一部1850年版的莎劇全集。1938年，他隨學校繼續南遷到昆明，并開講英國現代詩———奧登的《西班牙》。就在這一年，奧登與小說家依修伍德來到中國采訪抗戰，并寫下了詩歌與日記合璧的《戰地行》（Journey to a War,1939）。他們在中國并未相見，但1939年燕回國途經美國洛杉磯時，正是奧登借錢給他購買返程船票。

　　傳記第二卷《威廉·燕卜蓀———對抗基督徒》（William Empson: A Life. Volume Two: Against the Christians.824pp.）記述他回國后進入英國廣播公司工作，后擔任中國部主編，但他其實并不喜歡這個工作，戰后，他舉家（已有妻兒）來到北京大學教書。該卷對他的二度來華描寫不多。1952年回英后進入“外省”的一個較小學校謝菲爾德大學（Sheffield University）擔任英文系主任，直至退休。在該卷，作者對燕的怪異婚姻關系、雙性戀、酗酒、在公共場合常有失體面，當然還有對他本階段的許多晦澀的學術著作做了具體的描述。他的經歷與性情就像他的詩作專著那樣卓立獨行，看來也只能在謝菲爾德大學這樣遠離“中心”的地方才能生存下來。傳記作者約翰·哈芬登（John Haffenden）是燕卜蓀生前“欽定”的。他查閱過所有能接觸到的有關檔案，并采訪過英國、美國、中國與日本仍在世的當事人，自1984年燕去世后編輯了一系列他的散文集與詩集，堪稱燕卜生權威。最后，請允許我抄下趙毅衡的一段話結束本漫談：

　　“1983年9月，巫寧坤教授有機會到英國訪問78歲高齡已經退休的燕卜蓀，細數聯大北大同事別后的坎坷生平，感慨萬端。巫寧坤邀請燕卜蓀重訪北京，而且‘不必演講’。不料燕卜蓀回答說：‘我喜歡演講！’可惜，這個在中國演講了半輩子的20世紀大學者，第二年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