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學：為現代化道路糾偏補弊

　　國學能給我們提供哪些普世價值與人文精神

　　據有關西方學者統計，從１８１６年至今，出版的各種西文版的《道德經》已有２３０多種；如今，幾乎每年都有一兩種新的譯本問世。 又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在被譯成外國文字發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中，《道德經》排名第二，僅次于《圣經》。《老子》的精神特質系反對文明的異化，它的自然無為、去偽存真、知足不爭和貴柔守雌等理念，在文明高度發展因而其負面問題愈發顯現的西方社會，自然會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認同。而作為這些思想發源地的中國，在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上，國學又能給我們提供哪些普世價值呢？

　　國學應與當代社會和現代文明相適應

　　只要我們研究的態度正確，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學可以起到促進作用。因為現代化不等于全盤西化，必須充分重視中國的國情，國情既包括中國的現狀也包括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袁行霈在１９９３年發表的《國學研究發刊辭》中有這樣一段話：“不管愿不愿承認，也不管是不是喜歡，我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談行為顯示著這個傳統的或優或劣的特色。而國學作為固有文化傳統深層的部分，已經滲進民眾的心靈，直接間接地參與現代生活。” 在“國學論壇”上所做的主旨報告中，袁行霈又重申這段話，他表示，想進一步說明：應當自覺地把國學放到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任務中，放到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為中國的現代化和全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應有的貢獻。”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寶貴遺產，值得加以挖掘整理，使之轉化為當代的資源。例如關于和諧的思想，關于天人合一的觀念，關于憂國憂民的情操，關于尚善的態度和通過修身養性以達致高尚人格的追求，關于敬業樂群的意識，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準則，關于整體思維的思想方法等等，都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大力弘揚。此外，還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可以給我們深刻的啟示，還有眾多美不勝收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可以陶冶我們的性情，美化我們的心靈。“可見，國學研究天地廣闊，只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踏實認真地去做，以學者的態度去做，是可以為提高全社會的人文素養，增強民族凝聚力，弘揚民族精神，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貢獻一份力量的。”袁行霈指出，國學只有與現實生活密切結合，在人民群眾中發揮積極作用，才能充分實現其價值。

　　與袁行霈一樣，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研究員張海晏也強調國學對現代化的“修補”作用：“現代化是我們壓倒一切的首選目標，我們應該重新調整我們理論研究的焦距。”他強調，現代化無疑是時代的主旋律，是社會進步的價值坐標。但在肯定現代化作為先進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義的同時，也應看到與之而來的一些負面現象。我們現在的尷尬處境是：身染沉疴的郎中整天在張羅著給他人把脈、開方、抓藥，望聞問切；瘦骨如柴的人考慮的不是強健體魄、增加體重，而是未來如何減肥的問題；整天因大氣污染而戴著防毒面具卻向世人宣傳我們祖宗的天人合一的環保理念。

　　為此，我們可以向與現代文明具有異質性的傳統中尋求智慧與靈感，使其經過檢驗與篩選、詮釋與引申、價值的重估與再創造，對現代化的偏失與人性的異化起到某種修正作用。胡適當年之所以熱心于整理國故，一是為了剔除“國渣”，二是為了尋找“國粹”。所謂“國粹”，即是那些與西學相近的因子，以便使我們吸取西學時能夠做到“心安理得”，并取得歷史連續性的觀念。但是，引進某種先進理念，要充分考慮民族的話語系統、認知習慣、價值取向、歷史發展的銜接、文化資源的利用和傳統經典的激活等諸多因素。否則，就會出現“水土不服”。關于中華文化的復興與重建，張岱年先生的“綜合創新”論，雖然看似平實，但卻最為合理。正如張先生所說：“在現在中國，全盤接受西洋文化與謀舊文化之復活，同樣都是死路一條。”只有辯證的綜合創造，才是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坦途。

　　遼寧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彭定安則認為，從上世紀８０年代以來，西方對于現代化的反思越來越深化，其急迫性也越加凸顯。不再是“預言預測式的危言聳聽”，而是“迫在眉睫的危機感”。而這種反思中，帶著對現代性、對科技的質疑和負效應的批判，對其人文精神的缺失，對其對傳統的過分否棄，也都有深刻而富有啟發性的論證。由此而提出了對于傳統、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肯定，及以此來對現代化道路進行糾偏補罅的論證。這也從外部、從“他山”，傳來了對中國統文化的贊譽。

　　救濟治療現代文明病

　　在中國現代道路中，讓中國人普遍感到憂慮的是公民意識的缺失，包括仁愛、寬容、誠信、責任、尊嚴、合作等在內的公民道德觀，包括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正義等在內的公民價值觀，正逐漸遠離生活，使我們都患上了這種那種的現代文明病。

　　“‘君子’精神是傳統儒學的理想人格。它有不適合現代社會生活的部分，但是，也有若干道德理念和行為規范具有永恒價值和普遍價值。它們可以救濟、治療現代文明病，使人變得更善良、更崇高，使人與人、集團與集團、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更協調、更和諧，使世界更安寧、更美好。”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楊天石說，“君子精神“一詞在先秦典籍中多見。《周易》提到“君子”６４處，《詩經》提到９９處，《春秋左傳》１４１處，《論語》８６處，《孟子》５４處，可見其使用頻率之高，也可見此詞在當時社會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

　　廣東文史研究館館員葉春生認為，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中，我們要堅持自己的“文化主體”論，就是對本國文化的認同， 包括對它的尊重、保護和發展等。在這個過程中，既不要盲目自尊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只有堅持自己的主體性，才能有效地、有針對性地吸收外國文化的養料，來滋潤本國的文化、發展本國的文化。我們今天弘揚國學，決不是做些表面文章，而是要把傳統文化的精髓，灌注到新一代人的品格中去，忠孝仁愛、尊老敬賢、尊師重道、勤勞樸實、誠信守約、禮讓和中等等，這些儒家思想熏陶了幾千年培育出來的美德，讓它重新成為我們生活的信條，可謂任重而道遠。全球經濟一體化必然帶來文化的重新整合。傳統文化也要吸取新的元素才能為新一代人所接受、所樂意傳承。民族的東西只有為世人所青睞，才能走向世界。民俗也要與時俱進，國學也要超越傳統，才能永葆青春。

　　河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李金善強調國學中“真誠修身”的傳統對現代人的意義：“真誠修身，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呂氏春秋•士節》）。”他們具有獨立的人格，很強的主體意識、群體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屈原以實踐真理為己任，對現實政治和社會抱有高度的責任感和極大的熱忱，即使遭受挫折也絕不放棄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可謂是這類士人的典型代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個形象在整個封建社會不斷被無數士人闡釋、修訂和完善，成為士人修身的楷模。

　　武漢市文史研究館館員馮天瑜則認為，國學中互動共濟的人倫理念值得借重。保持民主與權威之間的適度張力，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之一，這既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倫理問題。中華傳統文化為解決此一難題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資源。近２０年來，“可持續發展”已然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這首先集中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諸如能源問題、環境問題突現為緊迫課目。然而，人類要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除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外，還必須追尋人與自我、人與社會的協和共生，求得人際關系的健全發展。而中國傳統文化蘊含的互動共濟的人倫理念值得借重，這種理念集中體現在“五倫”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