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爭》：被刻意隱去的真相還露出一角

　　由《貨幣戰爭》一書引發的激烈爭論，應該是2007年讀書界最熱鬧的事件了。這本書對美聯儲私有性質的結論，是爭論的焦點。《貨幣戰爭》強調美聯儲的私有股權性質，并舉出多個具體例子證明美聯儲可能被操縱了，政策偏向銀行家的利益，因此美聯儲是有問題的。一些批評文章，比如胡祖六的“子虛烏有的‘貨幣戰爭’”則認為，“從實質控制權來看，美聯儲體系是一個由國會與聯邦政府雙重控制并接受公眾監督的統一的中央銀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職權”，但是，“聯儲銀行被設計為準公立的機構，實際上為公私合營的混合組織，其目的是防止一個公立的聯邦權力當局侵犯私人企業部門的權益”。

　　看來，雙方至少在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即就“從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而言，中央銀行理應是國有而不是私有。只不過胡文的邏輯是強調美聯儲雖然股份是私有，但是國家完全控制，因此美聯儲沒問題。但這個邏輯似乎存在一些漏洞。一方面講國家實際控制，另一方面講公私合營能夠防范公權侵犯私權，是魚與熊掌全得到了，還是形式主義害死人呢？問題的要害還在于到底防范侵犯哪一種行業私人企業部門的利益，這被隱去不講，但從合營的形式看，應該是銀行家的利益吧。既然能夠防范公權侵犯銀行家的利益，那么能不能多“防范”一些，從而幫助銀行家侵犯公眾的利益呢？

　　不妨看看實際情況。

　　《貨幣戰爭》引用1928年美國眾議院穩定聽證會的原始證詞表明，1927年國際銀行家通過沒有書面記錄的諒解，令美聯儲降低貼現率，投放基礎貨幣，引發投機狂潮。其后又引用1929年4月20日《紐約時報》的記錄：“聯邦咨詢委員會在華盛頓的秘密會議，聯邦咨詢委員會已經形成了決議并提交給美聯儲董事會，但是他們的意圖仍被嚴加保密。聯邦咨詢委員和美聯儲董事會的下一步動向仍然被一種濃厚的神秘氣氛所籠罩。這次不同尋常的會議的保密措施非常嚴格。記者只能得到一些模棱兩可的回答”。5個月后，華爾街股市崩盤。《貨幣戰爭》又引用了1930年7月4日《紐約時報》的評述：“摩根通過控制紐約美聯儲銀行和華盛頓平庸羸弱的聯儲董事會，控制了整個美聯儲系統”。

　　與此觀點相印證的，還可以舉出研究美國1929經濟危機的經典著作--奧地利學派學者默里·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羅斯巴德認為1921年至1929年貨幣供給過度擴張，是造成大蕭條的主要原因，如1921年7月至1929年7月，貨幣供給平均每年增長7.7%，是相當大的增幅。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彌爾頓·弗里德曼在其名著《貨幣史》中更明確表示：“我相信，1929年10月中到11月底的（美聯儲）公開市場操作是不足的。它使紐約的銀行體系能接過外埠銀行拋出的貸款，但卻要減少對商品與購買的信貸，從而不僅拉下了股票價格，也拉下了商品、房地產和土地的價格，引起了大蕭條”。

　　現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曾在2002年秋天的公開演講中贊同弗里德曼關于大蕭條的觀點。當然美國大蕭條原因見仁見智，但至少《貨幣戰爭》的論據如國會眾議院聽證會的證詞和《紐約時報》的報道等，是比較堅實的，并非 “傳說、軼事”。

　　令人深思的是，為什么美國建國100多年后有多位總統和眾多政治力量強烈反對現在普通人認為是天然存在的中央銀行并先后兩次成功“扼殺”了兩個中央銀行——美國第一銀行、第二銀行呢？《貨幣戰爭》給出的答案可能不是完整，但是畢竟可以供參考。

　　私有中央銀行反對力量具有如此深厚的歷史根基，那么從制度變遷的博弈論來講，成立國有中央銀行是成本最低的方式，為什么美聯儲卻是“完全私有”的呢？問題的答案也許在于《貨幣戰爭》所重點強調的“不為人知的聯邦咨詢/顧問委員會（FAC，Federal Advisory Council）”。

　　這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機構呢？還是看看美聯儲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吧。1913年通過的法案第12章明確規定了FAC的構成和權力，FAC及其官員擁有以下權力：1、和美聯儲理事會就總體經濟形勢直接交換意見；2、在美聯儲權限范圍內，針對所關心的事項做出口頭或書面表態；3、就貼現率、再貼現業務、貨幣發行、各個地區的儲備情況、儲備銀行的黃金、證券買賣和公開市場操作以及聯儲系統一般性事物等獲取相關信息并提出推薦意見，總之建議權無所不包，并且是有津貼補助的。此外意味深長的是，在FAC之后，才是一些批評者十分強調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美聯儲成立以來的事實真相是什么？是通貨膨脹平均水平的上升，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特別是1971年美國中止黃金和美元掛鉤以后。向松柞先生曾提出過幾個數據：“1870年至1913年是金本位制黃金時代，全球平均通漲率只有0.2%；金本位制固定匯率體系崩潰之后的1939年至1989年，全球平均通漲率高達4.5%，其中1973年至1982年期間，全球平均通漲率曾經超過10％！”美國國稅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全美最富有的1％的人口在2005年收入所得占全國總收入的21.2%，創下一戰以來的歷史新高，同時美國50%的人口屬于低收入，這一群體卻變得更窮，收入所得僅占全國總收入的12.8%。

　　再看史實。1913年美國參議院對美聯儲法案的表決結果是43票對25票（27票棄權），只是相對多數，絕對少數。而據1910年參與在哲基爾島（Jekyll Island）起草美聯儲法案的范德利普1935年在其自傳《從農家男孩到金融家》中披露，“如果公眾得知我們這個（銀行家）小團體聚在一起起草銀行法案，那么這個法案根本沒有任何機會獲得國會通過”，可見當時銀行家們的聲譽是何等糟糕。而被威爾遜總統說服的、對美聯儲法案通過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當時的國務卿布賴恩后來醒悟了，在1923年11月的赫斯特雜志上，布賴恩寫道“應該成為農民最大保護者的美聯儲，現在成為農民的最大敵人了”。很顯然，當時美國朝野與各黨派對于成立美聯儲爭議是很大的，以至于不敢用中央銀行這個名字。

　　還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批評《貨幣戰爭》的論者根據美聯儲七名理事都由總統任命、參議院確認得出美聯儲的實際控制權屬于國家的結論，是比較膚淺和輕率的，可能與事實真相相反。如最近美國對世界銀行行長的提名，老行長沃爾芬森退休了，由于約定俗成的規則是，世界銀行的行長由美國人提名，美國推薦了前國防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但不久由于性丑聞而被彈劾，美國就又提名了羅伯特·佐利克。你看，世行行長雖然形式上是由世行董事會任命的，但是實際上由美國任命，美國的提名權就是任命權。聯儲局常常向各聯儲銀行的董事會推薦行長人選（通常為職業經濟學家），而聯儲銀行的董事會也通常樂于遵照聯儲局的建議。美國總統是不是也樂于遵照華爾街的建議任命美聯儲理事呢？這是所有論者不得不警惕和深思的。

　　在此，還可以提一提另一本也引起不小反響的書：美國人約翰·珀金斯所著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本版2007年2月14日曾刊書評），珀金斯以自身經歷揭露美國經濟殺手如何通過賄賂、敲詐、色誘乃至謀殺等手段，拉攏、腐蝕和控制他國政治和經濟精英，蓄意提出錯誤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產業投資建議，從而最終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的內幕，很有力地證明貨幣戰爭是真實存在的。

　　■延伸閱讀

　　《貨幣貴族》

　　（美）H·W·布蘭茲著

　　楚建海 譯

　　中信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從美國政府建立的那一刻起，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就是一對“死冤家”。民眾希望政府實行“積極的貨幣政策”，希望政府能阻止財富和權力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而資本家希望政府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還希望政府能成立強大中央銀行并能在不受民眾控制的環境里交易。這對老冤家在斗了近一個世紀，在美國第一銀行、第二銀行相繼消亡后，最終達成了一個折中方案，建起了一個名為國有實為私有的聯邦儲備銀行。在“國會控制美聯儲、總統任命董事會成員”的原則下，美聯儲有了“總統任命、國會審核、獨立人士任董事、銀行家做顧問”的絕妙設計。本書作者以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尼古拉斯·比德爾、杰伊·庫克、J.P.摩根等美國金融史上關鍵人物為主線，再現了美國貨幣貴族為爭奪貨幣控制權而進行的殊死搏斗，還原歷史上驚心動魄的持續百年的沒有硝煙的貨幣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