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一個閱讀的民族

　　國圖書信息中心主任王競認識的一位德國外交官有些“另類”。這位外交官最大的快樂是從世界各地飛回家，不過，“別人都是同親人團聚，他要和書團聚。”在他的家里，有一座對他充滿魅力的小型圖書館，這是在他父親去世后，由家中房屋的二層改造而成的，他從世界各地帶回來的書都收藏于此。他笑著和王競說，擔心有一天他的房子會突然坍塌。

　　據法蘭克福書展主席博思先生提供的德國書商及出版商協會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有近1/3的德國人認為自己讀得“很多”（很多≥18本/年），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藏書200－500本，14%的德國家庭甚至有自己“小圖書館”。

　　所以，有人感嘆，德國，是一個閱讀的民族。

　　每年入秋，整個德國就籠罩在陰冷潮濕的氣候中，這種狀況有時可以持續半年之久，這帶給了德國人沉郁的氣質。不過，感傷、孤獨、憂郁，正是讀書的好動力。在這個疆界和政權分裂多于統一的國度，卻始終延續著綿長的閱讀傳統，文化生活永遠高于政治生活。

　　德國有“社團之國”的稱號，它的國民對社團活動的熱衷舉世聞名，即使在閱讀上也不例外。在德國，有一種延續至今的傳統，叫朗讀會，它源于教堂中的布道。作家出版了新書，喜歡到公眾場合大聲朗讀，而非像其他歐洲國家的作者一樣四處簽售。這個傳統可以追溯至18世紀末的“閱讀革命”，那時，文學沙龍是當時社會生活中的核心內容。當年進行沙龍的著名房子還留存至今，屹立在柏林美麗的憲兵廣場。如今在柏林，隨意翻開一份報紙，就可以發現柏林每天大大小小的朗讀會仍然有10個到20個。

　　就這樣，閱讀在德國形成了一個矛盾的傳統――渴望公共的交流，主流卻依舊是個體的默默閱讀。當法蘭克福書市高調成為世界最為知名的圖書交易會時，閱讀依舊是無數孤獨者的心燈，強壯著他們的心靈，所以，在德國哪怕最僻角的的小書店里，也可能藏著大隱于市的哲人。

　　從宗教中解放了的精神生活

　　古登堡想必最讓德國人引以為豪，2007年8月的北京國際書展上，作為主賓國的德國特意將幾百年前古登堡發明的活字印刷機搬到了展區，表演者身穿羊皮外套，用的是和幾百年前如出一轍的印刷設備，來來往往的人們都興趣盎然的觀賞著這出“西洋景”。

　　正是這位古登堡先生，讓書籍這個最初專屬僧侶階層的“奢侈品”，開始漸漸傳遞到普羅大眾。在中世紀，宗教和僧侶的烙印無處不在，人們的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大致是同一的。早期的書自然單調得很，《圣經》為其代表。1455年，已經60多歲的古登堡，依舊是個單身漢，因為心思都用在了發明創造上。好在終于得到大主教的許可，完成了這項名垂青史的工作：制作出一本《圣經》，每頁42行。

　　但《圣經》真正得以廣泛傳播，則要拜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賜。這位來自曼斯菲尓德的“異教徒”認為，“教皇和教會也可能犯錯誤，只有《圣經》才是最高權威”。他到各地激情演說，“信徒和上帝之間，猶如兩個相愛的戀人，他們之間不再需要有第三者了。”《圣經》這個至高無上的“法寶”于是大舉傳閱，新教地區漸漸發展出和天主教地區“音像文化”不同的“閱讀文化”。就連路德創立的基督教路德宗（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也被稱為“書籍宗教”。

　　一直到17世紀，在歐洲大部分地區，拉丁文仍是官僚體制、教會事務與學術界的正式語言。最初的《圣經》都是拉丁文的，而且是天主教的唯一欽定本。如今德國的部分教堂還保留著拉丁彌撒，波恩市中心貝多芬雕像附近的教堂就是其一。經歷了歐洲近代史上最深刻的兩次變革――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德語這個看上去不那么“高級”的語言，最終從拉丁語的壟斷中解脫出來。路德翻譯的德文《圣經》，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德語讀物之一，它統一了各種各樣的德語方言，成為后來標準德語的基礎。

　　18世紀末，從7年戰爭結束到法國大革命，德國經歷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長達25年的“閱讀革命”(Leserevolution)。中產階層間開始興起讀書的熱潮，讀書會和公共圖書館如雨后春筍般誕生，普通居民家中的藏書量也大幅增加。事實上，當時的德國，不論從經濟、政治還是文化上，在歐洲都是個后進分子，但是書籍文化卻異常發達，出版規模數一數二，這也顯示出德國歷史發展的獨特邏輯。

　　“在同一時期，主宰法國的事件是政治革命，主宰英國的事件則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革命。”在德國，將這場閱讀革命以及隨后帶來的影響，同法國的政治革命和英國的經濟革命相提并論，重要性可見一斑。“在‘閱讀革命’浪潮的沖擊下，德國市民中產階層不但文化品位在提高, 而且整個文化氛圍都充滿著書卷氣。”貴族文化開始衰落，新興的德國市民階層，開始通過閱讀，特別是文學作品的閱讀，來完成對自我的認知和社會教育。不同于英法異常豐富的社交生活，閱讀構成了德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

　　“閱讀革命”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為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作品提供了更多和公眾見面的機會。因為之前印刷昂貴，二流三流作者的書通常很少有機會出版，所以經典被反復閱讀，而那些小眾讀物只能手抄傳閱。一些擁有書籍的修道院或者個人對于出借書籍都異常謹慎，一方面害怕借的過程中書籍受損，二來也要提防借閱者偷梁換柱。伴隨著這場“閱讀革命”的發生，書籍不那么稀缺，人們的閱讀習慣也發生了質的變化，“精讀”開始轉向“泛讀”，告別了反復摩娑一本書，盡可以貪婪地獵取新的文章。那些高高在上的權威，也在一定意義上被消解，閱讀開始走向多姿多彩的時代。

　　中世紀以來修道院長期保持的知識系統，也伴隨著世俗學者和世俗大學不斷涌現而得以打破，人們的精神生活逐漸從宗教生活解放出來。文化史家埃貢·弗里德爾曾經描述說，“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文學時代。人人用文學的方式說話、行動, 人們以文學的方式來恨、來愛。生活中一切重要的言論全都是筆頭進行的……一切的一切都變成了文學的對象：國家、社會、宗教。一股真正的讀書狂潮席卷了所有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