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無再辱

　　1927年6月2日，海寧王國維自沉于昆明湖。這一年，王國維整50歲。遺書一封，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關于王國維的死因，有幾種說法，或云殉清，或云殉于一種文化，或云痛于晚年和生平摯友失和，不論是哪一種原因，總之，是“義無再辱”。50歲也許是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人都到了50這 個知天命之年，還要受辱，那確實是“只欠一死”了。

　　中年以后，特別是50以后，義無再辱，這是一個有尊嚴的文人最深切也最痛切的感受。被人強迫是辱，比如王國維就恐懼被革命黨軍強迫剪掉辮子；沒有錢過日子寄人籬下也是辱，比如周作人在新中國成立后先靠稿費生活后來靠兒媳的工資生活，他就慨嘆“壽則多辱”。能被人強迫是無權，無法過日子是沒錢。所以，很多中年人為了義無再辱，往往就在權和錢上狠下功夫。

　　然而，有了權和錢就一定不受辱嗎？不見得。試看古往今來，多少也還算得上是人物的人物，為了爭權奪利（錢），弄得灰頭土臉，丟人現眼，顏面掃盡，甚至自身不保，何苦來著？為了一個自己也清楚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的虛銜，沒有得上的痛哭流涕，為人不齒；得上的遭人白眼，認為不配，他人憤憤然，自己恨恨然，可笑矣夫。所以，要不受辱，其實對權和銜大可不必特別放在心上，得之淡然，不得坦然，虛懷若谷，大肚能容，方有不受辱的可能。至于錢，固然錢非萬能，沒有錢萬萬不能，但也不必把對錢的追求提高到比尊嚴更高的地步，萬不可得了錢失了節，晚節不保，遺臭百年。古來多少能人，撈得富可敵國，結果自己還沒有下世就被抄家，弄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要那么多身外之物累人之物干什么？糊涂。

　　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說：“得體地活著這件事比得體地死要難得多，假如我們過了40歲還能平凡地生活，雖不見得怎么得體，也不至于怎么出丑，這實在要算是僥天之幸，不能不知所感謝了。”要“得體地活著”，千萬別“出丑”，這是周作人的經驗之談，體會也深，發論也深。

　　作為一個文人，得體地活著，不出丑，最重要的一點，應該是人到中年以后，有一個立身的支撐。陳忠實對此深有體會，他說：“我在進入44歲這一年時很清晰地聽到了生命的警鐘”，“我突然強烈地意識到50歲這年齡大關的恐懼。如果我只能寫寫發發如那時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時肯定連一本可以當枕頭的書也沒有，50歲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將怎么過。”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一本可以拿到人面前的書（《白鹿原》問世后，評論家白燁說“這是一本可以放在書架上的書”），往后的日子就不敢想象怎么過下去。顯然，沒有一個立身的支撐，人前可能就直不起腰，說不起話，遭人白眼冷眼而自己則會成為一個風淚眼。

　　有一天，與一位朋友通電話，朋友說他現在常常半夜驚醒。問為什么，他說因為心中有事。問是什么事，答曰也沒有什么具體的事，就是覺得人到中年，感到一事無成，而來日無多，心中充滿了恐懼。這種恐懼，是對生命飛速流逝的恐懼，對兩鬢染雪、老之將至的恐懼，更是對建功立業遙遙無期的恐懼……這些恐懼，其實也可以看做是焦慮。是恐懼，也是焦慮。是焦慮，也是恐懼。然用恐懼形容之可能更為準確。

　　不惑之年到知天命這十年間，即從初入40到40有半再到年屆50,這一段中年的心路可能要經歷許多變化。最初的感受是散淡，接著是惶惑，然后就會是恐懼。最大的恐懼是受辱。50歲的臉雖然已是一張老臉，但老臉往往比嫩臉皮更薄，一張嫩臉風吹日曬甚至飄上一點唾沫星子可能會更健壯，而一張老臉卻是再也經受不起風雨吹打了。

　　怎樣不再受辱，這是一個問題，也是一個難題。我想，要不受辱，關鍵一點，一是要看輕權與錢，一是要看重立身之本。一個是看輕，一個是看重，輕重掂量好了，才好存身。存身世上，難矣哉。而立身之本，可以是一個“枕頭”之類，也可以是一種德行。“枕頭”不是人人都能做得的，而德行則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德行其實更多的是自己內心的一種操守，堅定的操守。人不愛權（銜），奈何以權（銜）懼之；人不愛錢，奈何以錢誘之。人吃人葷，我行我素。吾不自辱，人豈可辱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