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紙堆里讀剪報

　　有些人來打聽“抗大剪報”的故事，勾起了一個老剪報的話題，倒回去十幾二十年，剪報還是一些人喜愛的私家功課，如今電視、上網閱遍天下，在家以剪報為樂的已經沒有幾人。歲月流逝，老剪報也成了稀罕物。京城有幾座“故紙堆”，公私大掃除的舊書爛紙頭經常被撈到這里，老剪報也被有心人淘成了收藏品。

　　2001 年4月8日，像是老天特別紀念這個日子，就在那個無人不知的大市場，一摞剪報冊引起我的注意：貼冊很大很整齊，粗糙的黃草紙上細心糊貼著老報刊，因陋就簡用毛紙條穿綁成冊，兩冊較厚的封皮上面“雜志——蘇聯問題選輯、1941年抗大圖書館選訂”的濃墨美術字，令我怦然心動——竟然是抗日軍政大學圖書館的剪報。

　　仔細翻讀這些剪報，內容豐富自不待說，可以稱奇的是1946年4月12日的剪報，幾張整幅大報和各種小報集中于一個專題：1946年4月8日王若飛、葉挺、博古和鄧發遭遇空難。最醒目的是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陸定一和鄧穎超謹啟的“訃告”：“……本黨中央委員王若飛同志、秦邦憲同志、新四軍軍長葉挺同志、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主任鄧發同志、第十八集團軍總部中校參謀李紹華同志、副官魏萬吉、趙登俊同志、偕同貴州教育界前輩黃齊生先生及其孫黃曉莊先生、葉軍長夫人李秀文女士及其女葉揚眉、子葉九、女工高瓊，于本月八日乘美機由重慶因公赴延，不幸因氣候變化，方向迷失，在當日下午于山西興縣東南之黑茶山遇險機焚，與美軍機師四人全體遇難……”

　　原來，從8日飛機失去音信直到11日晚才得到遇難的確信。12日，《新華日報》立即刊發社論“中國人民無可補償的損失！”，郭沫若痛作哭詩“為多災多難的人民而痛哭”，挽歌一曲“英雄們向暴風雨飛去”，各界人士紛紛發表悼念文字，難得的還有《新華日報》刊登的遇難四人雕版頭像，大概因為一時找不到照片，于是緊急雕刻了木版圖片。問過賣主這些東西是從哪里來的，說是某個中央部門銷毀時被紙漿廠的人拿了出來。時值“4.8遇難烈士55周年”忌日，得到這些剪報，莫非是老天托付？

　　說起老剪報，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恐怕要算2004年出現的一批民國老剪報。那年1月，當我打開一個旅行包后，也是大吃一驚：因為進入眼中的是20多捆陳舊的印刷品郵包，舊麻繩捆扎、變黑了的牛皮紙包裝上還貼著標簽，藍墨油印清晰可認：“印刷投遞昆明云南大學朱炳南先生收桂林中央研究院駐桂辦事處寄”。解開稍破一捆的麻繩拆開厚厚牛皮裝紙，竟然里面都是1940年的民國剪報，60多年過去，這些郵件竟然還沒有拆開！

　　我回家后急忙仔細檢點，這些剪報都貼在長470毫米寬130豪米的粗紙上，貼紙上有手寫分類號、并蓋著出版日期和報紙名稱的藍色印章，用別針或釘針裝訂整齊，分類依年度捆扎。可見，這批剪報并非私人剪貼，應當是專門機構制作的；收件人朱炳南，可能是當年龍云支持云南大學熊慶來任校長時所聘請的眾多文化人之一。

　　這些老剪報，時間起迄1930至1940年，包括《重慶各報聯合版》、《大公報》、《重慶大公報》、《香港大公報》、《申報》、《益世報》、《天津益世報》、《時事新報》、《世界日報》等等；分類有：政治、社會調查、婦女問題、社會新聞、農業農村、工潮、“剿共”、學生運動、西安事變、治安、娼妓、賭毒、賑災、火災、綁匪等等，還有長篇連載、系列報道、專欄文章，內容非常豐富……

　　時到今年10月末，南開大學舉辦“女性主義歷史文化節”，首場講座是“從女學生到名記者——南開大學首屆女畢業生蔣逸霄”——又讓筆者記起了這批民國老剪報——就在1930年的《大公報》上，連載了“津市職業的婦女生活”：傭婦、奶娘、縫窮婦、洗衣婦、女教師、女店員、職業介紹女店主、市黨部女職員、接生的陳姥姥、婦女救濟院的主任、永記的女理發師、裝神說鬼的女巫、女子刺繡學社等，一共五十五種職業婦女的調查。其中5月19日的“歌女‘正月里’”記道：

　　“提起這位職業婦女，真是大大地有名……‘正月里’是她常唱的一段曲調。人家不知道她的姓名，因此就叫她‘正月里’……差不離無人不曉……她唱歌的時候，往往喜歡向著那站在旁邊的陌生的男子，擠眉弄眼……最惹人注意的，是她那條垂在肩背的很短的發辮……亦許這樣與眾不同的打扮著，更可以使人對她注意一點？……‘我今年三十七歲，住在西南城角西頭九十號，本來是山東臨清縣人。那年鬧了大水，家里沒有飯吃，只能跟我的前夫來到天津，他每天賣買栗子山芋，我每天到外面去唱‘正月里’。這‘正月里’是我在家鄉學會的。到天津來的時候，只會唱一支歌，后來人家聽熟了，漸漸的沒有人來聽我的歌唱，于是請他——跟我同來的那男子教我。又學會了‘大姑娘請客’、‘劉二姐逛廟’、‘十二個美女放風箏’等的曲調。……’

　　‘除了下雪刮風，每天出來唱……拉洋車沒有那樣大的力氣，做買賣又沒有本錢。做這種事，每天總能掙上二百三百個銅子，大財發不了，但也不至餓死。’……先唱‘正月里’。她右手執著佛塵，左手拿著一把破芭蕉扇。她一面唱著，一面大步小步的走來走去。扇子遮著半面，拂塵向著上下揮灑。她的男人，站在一旁，用兩塊很小的黑漆木板，哐哐哐的敲著，發著極簡單的節奏，助著她的歌聲。她那種載歌載舞的神情，真足逗人笑得腹痛腸斷……她的男人打著花棒，跟她對歌對舞。我在這里寫上一個‘舞’字，實在有些把舞看得太低了……他們并不是拿真藝來賣錢，只是裝出種種怪樣，引人一樂而已。”——說是職業婦女，實是街頭窮賣唱的。

　　為我們記錄“津市職業的婦女生活”的，就是77年前《大公報》的第一位女記者，著名的女編輯蔣逸霄——而今當她的名字首次被推上大學講堂，幸而她的文字也隨這些剪報集成了一本小書——據攤主說，這些剪報是被北京某大出版社賣廢品的，各人便拿了一些。那年，果然在京城的故紙堆里零零散散見有這種剪報，因為特征明顯一看便知，可見所說不可不信。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剪報怎么會到了北京？怎么會在倉庫里沉睡了70年又被賣了廢品？不免可悲，而又可幸，它們終于能在愛好者手上起死回生重見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