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談書

　　去年歲末與今年年初《紐約時報書評周刊》（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與《泰晤士報書評》（The Times Books）分別評出了“年度圖書十佳”與“1945年以來50位最偉大的英國作家”。在“盤點”之際評獎是新聞媒體多年的慣例，已屬讀者的“審美疲勞”范疇，本不必多說了。然而，《泰晤士報書評》上的導讀文 章卻提到了若干件有意思的東西，值得與讀者諸君分享。該文開篇就說，“有什么方法比用一場論爭來開始新的一年更好的方式嗎？我們用戰后最佳50位作家的排行榜作為2008年獻給大家的第一件禮物”。按常理，論爭與排行當然是如影隨形，因為“最佳”與其說是客觀上的“一錘定音”，倒不如說更多反映的是評選者主觀上的好惡，因此在“最佳”的入圍與排名的先后上各抒己見以致引發爭論就在所難免了。但盡管如此，對于身處我們這種話語環境中的讀者來說，“用論爭來開始新年”確實讓人耳目一新，這也可謂是一種東西方的“文化沖擊”吧。這次入選的“五十佳”須分別配上由目前活躍于文壇的作家撰寫的“簡介”，但有位受邀的著名作家予以婉言謝絕，理由是“寫作并非是參加奧運會，作家們寫作時并非沖著金牌去的”。這當然言之成理。不過，評選組織者的解釋似乎也無可厚非：“目前還沒有一種科學的方法能生成一個選擇恰當、排列合理的名單，因此我們也就不必應用什么科學的方法了。然而，我們還是考慮到了多種因素，諸如作品本身的質量、生命力、持久的影響力以及暢銷程度。”近年來各界的“評優”“選秀”被揭發出來太多的“貓膩”，以致國人對此已難有認同。不過，英國人若真能把以上因素予以綜合把握，并做到“言必行、行必果”的話，那至少還是公平公正的。

　　美國的年度十佳評選結果，“小說”與“紀實”類各半，其中小說類譯自歐洲其他語種的作品占兩部，而“紀實”類卻是清一色的“土產”。后一類作品的主題都是暴露或“揭短”，如伊拉克“綠區”的生活、美國高等法院的內幕、“大蕭條”時期的衣荷華州、世界史上的婦女苦難歷程、20世紀的噪音問題。美國是世界上出版業的第一大國，但曾有種比較流行的說法是翻譯作品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并以此抨擊其“眼睛向內”或“充耳不聞窗外事”，從該次評優結果看，至少在小說類作品方面情況并非如此。

　　本報去年曾有長篇的關于中國人讀書狀況的調查，總結出的基本傾向似乎是：一、中國人不怎么讀書，二、生活實用類書獨占鰲頭。其實，這個傾向并非中國獨有，尤其是在第二個方面。不久前，有位英國專欄作家對自己家庭圣誕新年“黃金周”的閱讀情況做了個調查，結果是：妻子讀傳記（《黛安娜紀事》）和回憶錄（《瑪麗安娜的回憶、夢想與反思》）各一本（睡前的臥榻和澡盆是其閱讀的主要場所）、岳母喜愛充斥暴力、血腥的探案小說，在讀《達爾齊爾之死》、三歲的兒子讀科幻小說《外人愛內褲》、六歲的女兒以隱私為名不愿通報，該文作者本人的兄弟剛讀完《人鼠之間》（美國現代作家斯坦貝克的小說）并正在讀《突進：一個加拿大的超團體》。其實前者并非出于其個人選擇，而是他作為唯一男性會員的“書友會”的必讀書。最后，兄弟的女友像許多英國人那樣在“圣誕黃金周”無暇讀書。這可能是個英國的中產階級家庭，其讀書之風顯然比我們這片“產業的熱土”上的同類家庭盛行得多，但內容照例是以非虛構類作品為主，小說的魅力則主要作用于有大量閑暇的老與少。

　　少男少女出書是近年中國文壇的一個現象，似乎絕大部分屬純文學創作。其實，這種現象在西方由來已久，這當然與他們的總體文化素養較高以及出版行業的市場化、繁榮度更高密切相關。最近，一位英國13歲的姑娘出版了一本專門收錄并解釋青少年俚語的詞典——《青少年用語面面觀》（The A-Z of Teen Talk,by Lucyvan Amerongen），該書頗為暢銷，已引起多家主流媒體的關注。

　　對大多數英國父母來說，青少年花樣翻新的用語已使他們迷惑不解，如同文盲。例如，他們把“閑逛”說成“jamming”、“無聊”說成“vanilla”、“快速離開”說成“tear”、“比薩餅”說成“za”、“老套”說成“antwacky”、“棘手”說成“hench”、“OK”說成“rago”、“父母”說成“rents Mmouldies”等等。這種與標準英文相距甚遠的新奇詞語與日俱增，即使在一些一時未能趕上話語新潮流的青少年聽來也是不知所云，更何況他們的長輩了。有感于此，這位英國一所女子中學的學生于是就花了一年時間編纂了這本包含有300個詞語及其釋義的手冊，以便為大人以及“圈外人”了解這些莫名其妙的話語提供一些幫助。

　　根據語言學的分析，行話、俚語的存在是為了拒“局外人”于千里之外，并讓操此言語的人有種為某團體中一員的歸屬感。這些青少年話語理應屬于行話、俚語的一部分，因此也應該具備以上兩種性質。如此看來，該書作者“透露了天機”，好像是在顛覆這些行話俚語存在的天然理由。不過，在我看來，與其說它們主要是為了“排他”（這里的“他”應主要指“難以與時俱進”的父母），不如說更多的是這些青少年為了尋求語言的新奇與好玩，而這在當前的中國青少年中也不乏有異曲同工之連珠妙語。

　　有一次從河北農村登山返京，筆者問一位同伴在農村生活最不能適應的是什么，他脫口而出是“沒有衛生設備”。據我揣測，他所謂的“衛生設備”指的應是抽水馬桶與熱水淋浴。距離不過兩百公里，人們的衛生習慣或環境卻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如果再看看美國，你還會驚奇地發現，他們的房子里面大多有兩個以上的浴室，而一些新房子還往往不會少于三個。最近有一個調查指出，美國人目前花在衛生、美容等個人潔凈、修飾上的費用已達500個億（美元）！那么，這種傳統是如何演化而來的呢？美國最近出版了《潔凈上的污濁：一個不講衛生的歷史》（The Dirton Clean.An Unsanitized History. By Katherine Ashenburg.North Point Press.358pp.）可以給我們提供答案。該書以輕松的筆調主要敘述美國與西歐社會是如何從齷齪不堪以及對衛生有許多誤解逐漸演變至當前這種“過分追求清潔”的。我們讓作者帶領著去回顧一下西方人有趣的“（不）衛生史”吧：古典時期西方人的熱水恐懼（西哥特人[公元四世紀入侵羅馬帝國并在法國和西班牙建立王國的條頓人]相信熱水讓男人女性化，稍后的法國人認為熱水傳播疾病）、英國人對房內洗身用的腳盆心懷戒心（只怕它會刺激非正常性行為）、布克·華盛頓的“牙刷福音”（呼吁美國黑人通過改善衛生習慣來提高自我的“文明等級”）、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對肥皂的敵視（因為猶太人與摩爾人早就知道用它洗浴）、自文藝復興至工業革命時期，中上層階級由于對水恐懼洗澡次數與窮人一樣少，國王最臟（只是在上流社會發現城鎮居住區疾病大流行后才他們開始增加洗澡次數，據說19世紀的浪漫主義思潮在其中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古羅馬人每天都要在結構復雜的沐浴大廈里呆上數小時、早期基督教的苦行者把污穢看做是神性的表示、文藝復興以后很長時間，保持清潔意味著常換衣服并要緊身，以使細菌不得入內、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發布敕令凡爾賽宮過道上的糞便至少每周清理一次。最后作者指出，所有現代的新型新款衛生用具（從19世紀的管道熱水供應到當前的鼻毛電動修剪器）并未讓我們遠離祖宗，因為“我們仍然像中世紀的圣徒那樣對自己的肉身感覺厭惡，雖然不再有他們的宗教動機”。

　　美國的2008年總統選舉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黨內候選人的競選，黨內爭斗無疑更傷和氣。《一場輝煌的災難：1800年紛亂的選舉，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總統選舉》（A Magnificent Catastrophe. The Tumultuous Election of 1800,America’s 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By Edward J.Larson. Free Press.355pp.）考察了當時聯邦黨候選人約翰·亞當斯、亞力山大·漢密爾頓與共和黨候選人杰佛遜、阿倫·伯爾在這場關鍵競選中的所作所為、內外斗爭。作者寫到，“他們相互攻擊，發明各種我們現在已見怪不怪的陰謀詭計。他們可能像天使那樣地撰文，卻像魔鬼那樣地密謀。”這次競選奠定了現代美國的政治體制，同時確定了總統競選的基本模式，因此該書作為溯源之作能幫助我們了解這個國家200余年政治的高度連續性與歷屆競選中各種難題的高度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