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魯迅研究的新空間

　　現在常常有人說，魯迅的精神資源和文化遺產已經過時了，可見，魯迅研究的當下意義，并非只是一個純學術范疇的問題，而是一個在社會生活中有著強烈針對性、現實感的 問題。我們正處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時代，而魯迅正是代表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尋找真理的一代人，也就是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的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從思想文化層面來說，可以說，“五四”的歷史任務還遠沒有完成，“民主”與“科學”依然是我們時代的旗幟，只要我們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我們總是會想起一位文化巨人：魯迅。所以，從某種意義上，我們還需要發揚魯迅精神，還應該學習魯迅筆法。魯迅的精神資源和文化遺產沒有過時，魯迅研究還有著廣闊的空間。在這里，我就當下魯迅研究談談我的若干思考。

發掘魯迅的和諧文化資源

　　兩年前，我曾同一位魯迅研究界的朋友提到過“魯迅文化資源與建構和諧社會”這一個題目，這位朋友卻笑道：“魯迅，同和諧社會不搭界的。”這其實是一種誤解，這種誤解使我們魯迅研究界在發掘魯迅文化資源構建和諧社會這一任務上缺少自信，患上“失語癥”，自我“邊緣化”了。和諧社會的基礎是什么？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而魯迅一生都在為社會的公正和正義而奮斗，魯迅依然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精神資源。胡錦濤同志在中國文聯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到“民族和諧文化資源”時，提的是兩個“大力弘揚”：一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二是“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這后一個傳統的代表人物就是魯迅。

　　我的核心觀點是：魯迅的“人國”理想、“立人”主張同和諧社會理論、“以人為本”理念有一致之處；魯迅關注“弱勢群體”，代表“下等人”利益的情結，有利于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魯迅主張打破“可悲的厚障壁”，消除人與人的“隔膜”，有利于人與人關系的和諧；魯迅關于荒漠化和水資源缺失的憂慮，有利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如果不從魯迅那里汲取和諧文化資源，只是從儒、釋、道那里挖掘和諧文化資源，是不全面的，是跛腳的，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種脫離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偽和諧”。

魯迅生平、作品研究的新空間

　　最近，南京魯迅紀念館館長徐昭武先生出版了一本專著《追尋魯迅在南京》，對魯迅生平研究有所推進，挖掘了一些新史料，整合了一批老史料。我過去一直以為，魯迅生平研究沒有多大空間了，史料基本顯現了。但是徐先生這本書，改變了我的看法，這方面認真做下去，還是很有作為的。

　　關于魯迅作品研究，我認為，還是有著廣闊的空間的。

　　一是開展魯迅作品的人本學層面的研究。舉例說，關于人與人的“隔膜”，魯迅在很多作品中表述過，就值得重視。小說《故鄉》中的主題，人們可以說出好多種意見來：從閏土由“少年小英雄”變成“中年木偶人”的遭遇，控訴造成變化的“他的景況：多子，饑荒，兵，匪，官，紳”背后的黑暗社會，是一說；表現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下農村的衰敗，又是一說；呼喚革命關注農村、關注農民，說明國民革命必須有較大的農村變動，又是一說……但是，從人本學層面上，小說反映的是人類生存的一種普遍困境：人與人的“隔膜”，少年的“我”和“我往常的朋友”不知道少年閏土心理的“無窮無盡的稀奇的事”，“只看見院子里高墻上四角的天空”，是“隔膜”；中年的“我”“竟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是“隔膜”；希望后輩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是渴望打破“隔膜”。一種多么深廣的人道主義情懷！表現“隔膜”和呼喚打破“隔膜”，不是就有了超越時空的意義了嗎！尋找魯迅作品那些具有永恒價值的內涵，將會使魯迅研究出現一片新的景觀，領略無限風光。

　　二是展開魯迅作品的文體研究。人們已經公認，魯迅是一個優秀的文體家，他在文體革新上有著別人難以企及的成就。魯迅的各類作品在各自的題材領域里，都具有開創性的貢獻。不僅他的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他還在“五四”前夕寫了六首白話詩，參與催生了中國新詩；古體詩、民謠體詩、打油詩在他手里都有形式意義上的推陳出新；他以散文詩《自言自語》和散文詩集《野草》創建了中國現代散文詩這一體裁；回憶散文集作為“回憶的故事”，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作為“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分別在回憶散文和歷史小說領域具有形式和文體上的獨創意義；至于雜文，是魯迅親手所創的文體，在中國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這一個”。

　　長期以來，人們對魯迅作品的文體研究關注不夠，就很難形成完整意義上的魯迅研究。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之后，這種現象有所改變，一些著作分別對魯迅雜文、小說進行了文體學研究，達到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以拓荒者的精神開辟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但是，這還遠遠不夠，尤其是對于魯迅這樣的文體大師來說，僅就雜文和小說而言，尚有許多問題有待說清楚，有許多文體特征特別是細節上的文體特征還有待深入研究，至于散文、散文詩和詩歌，這方面的系統研究還沒有真正開始，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這里特別應該提出的是，要加強魯迅雜文作為藝術品的本質的研究，至今這方面的研究還停留在其“藝術性”上，“藝術性”和“藝術品本質”不是一回事。這種研究，有助于回應那些說魯迅后期“創作力衰竭”的輕薄言論和貶損之辭。總之，文體研究，將是魯迅研究領域的一個誘人的課題。這一研究，將使魯迅研究成為本真意義上的文學研究。

　　三是注意填補魯迅作品研究領域尚存的一些空白。魯迅研究領域并非無空白可填，舉例說，像《朝花夕拾》這樣的回憶散文集，至今連一本像樣的學術專著都沒有，不能不令人遺憾。

拓展魯迅研究的比較研究

　　魯迅的比較研究從范圍來說，大致包括魯迅與外國文學文化比較、魯迅與中國文學文化比較，魯迅內部比較。這三方面上，都有很大開拓的空間。

　　魯迅與外國文學文化的比較，馮雪峰、張華、劉柏青、程麻、王富仁、高旭東、李春林等學者和我本人都做了些工作，特別是李春林先生，工作做得很系統。但還有些空白，有些同魯迅發生關系的外國作家還未涉及，研究還可以向同魯迅發生關系的外國思想家、政治家拓展，特別應指出的是，應注重魯迅對當代外國文學文化的影響研究，魯迅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的影響，已經有學者注意了，比如貴州六盤水師專副教授成然女士，近期發表了一些文章。但是很不夠，魯迅對亞洲國家如日本、朝鮮、韓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文學文化的影響，魯迅對世界華文文學文化的影響，都是重頭戲。這方面的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有更多的選題可做。

　　魯迅與中國文學文化的比較研究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但是也還有拓展的空間，一是向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拓展，有很多選題可做，二是開展中國現當代文學中魯迅因子的研究。魯迅在形象塑造、文化精神、藝術表現和主體心理上，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我們從王蒙、王安憶、余華、殘雪、張承志、賈平凹、蘇童等一批優秀的中國現當代作家那里，都能尋找到魯迅的文化精神基因。這種研究不僅有學術意義，而且對促進當代文學沿著正確、健康方向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

　　魯迅作品內部比較研究，應該說開展得很不充分。魯迅自己就進行過這種比較，他在《〈自選集〉自序》中就對比了《吶喊》與《彷徨》：“……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義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愿以后不再這模樣。”類似的話，又見之于《〈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此后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術稍微圓熟，刻劃也稍加真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方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在以上的兩段文字中，魯迅不僅比較了《吶喊》與《彷徨》在風格、構思、技巧上的差異，而且交待了形成這種差異的時代、社會、文化背景以及這種背景下的創作心理。這就啟示我們，開展魯迅作品的內部比較，是一項饒有意味的工作。實際上，魯迅的內部比較，前輩學者早已做過并且做得很好，孫玉石先生就曾寫過一篇關于魯迅《自言自語》與《野草》比較的好文章。在他之前，王瑤先生就曾以魯迅《吶喊》與《彷徨》比較，作為碩士研究生招生的試題。據孔慶東說，他近期也用這道題考過研究生。我注意到，在《紹興魯迅研究》2007年年刊上，發表西安工業學院講師臧文靜女士的《〈吶喊〉〈彷徨〉的比較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回應。魯迅的內部比較，還有很多工作可做。如魯迅的婦女觀，立足于“立人”、“婦女解放”，前后期的側重點就不一樣，前期主要是反對封建禮教對婦女的迫害，后期就較多地出現了對婦女的市儈化、墮落，對上海少女早熟的擔憂。特別一提的是魯迅前期小說《祝福》，表達了對勞動婦女命運的深切同情，而后期雜文《阿金》就不是了，塑造了一個恬不知恥、無情無義的令人討厭的“姨娘”，值得比較。

魯迅研究文化視角的開拓

　　魯迅研究的文化視角，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起，一直受到較多的關注，開始時宏觀的多，后來逐漸切實了。這里我提出兩個可供考慮的課題方向：一是魯迅與中華區域文化的關系，關于魯迅與越文化，陳方競先生、浙江魯迅研究界都做了很出色的工作，還需要做的有：魯迅與吳文化、魯迅與楚文化、魯迅與巴蜀文化、魯迅與齊魯文化、魯迅與中原文化、魯迅與秦晉文化、魯迅與燕趙文化、魯迅與關東文化等。

　　二是魯迅與傳媒文化，比如魯迅與報刊的關系等就很有意義。這方面已經得到學界注意了，但應該有更多的人來做。此外，2007年10月上海魯迅紀念館召開的國際研討會提出的中心議題《魯迅與城市文化》也是一個值得繼續探討的課題方向，它不僅有學術意義，隨著我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又是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課題方向。

“普及魯迅”與魯迅作品教學研究

　　“普及魯迅”，是李何林先生生前多次的號召，不要把魯迅研究局限在一個小圈子里，要讓研究從課堂和書本上解放出來。讓研究貼近大眾，貼近民生，貼近社會生活。

　　魯迅作品教學研究，也是一個大課題。對中學魯迅作品教學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錢理群先生親自到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上“魯迅”選修課，編了《中學生魯迅讀本》。南京魯迅紀念館、紹興魯迅紀念館都把中學魯迅作品教學研究作為工作定位之一，我本人也編過一本《中學語文中的魯迅》，這方面的研究還應該加強。除此之外，大學里魯迅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碩士生的指導和“魯迅研究”課程的開設，都應該開展研究。我們至今還沒有一本《大學生魯迅讀本》之類的教材，不能不令人遺憾。我還認為，有可能的話，應該有一本《小學生魯迅讀本》。是的，魯迅不好懂，但其實，像《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的“夏天的百草園”一節，《故鄉》中“少年閏土”一節，《社戲》中的從“開船”倒“返回”的部分，《雪》中的“江南的雪”，《風箏》中的“故鄉的風箏時節”，《好的故事》中的“山陰道上”，還有一些詩篇等，都可以選進《小學生魯迅讀本》的，當然要做好講解，還要有大量圖片，吸引兒童。

魯迅研究之研究的空間

　　“研究之研究”包括研究評介，研究述評，研究史編寫等。在魯迅研究史的編寫上，袁良駿先生首先開拓，后有杜一白、王富仁、張夢陽、李春林等辛勤勞作，很有成績，特別是張夢陽先生的《中國魯迅學通史》，是一座豐碑。我也搞了若干種，成為一個系列。此外，對個人、單位、區域的魯迅研究予以評介，如“鄭心伶先生的魯迅研究”、“魯迅研究在中山大學”、“魯迅研究在廣東”之類，有助于魯迅研究界相互了解，溝通信息，這幾個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多工作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