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世恨人讀《圍城》

40年代寫《圍城》時的錢鍾書 　　

　　作為現當代中國著名學者、作家，錢鍾書先生的著作長期以來只有各家出版社的各種單行本問世，直至2001年，三聯書店 才首次匯輯其文集出版問世。此次新版《錢鍾書集》（三聯書店2007年版）印刷3000套，九十高齡的楊絳為各卷逐一題寫書名，著明書裝設計師陸智昌做了精心的裝幀設計。收錄的依然是人們熟知的《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注》、《七綴集》、《圍城》等十種學術和文學經典，但在內容上對舊版的若干校印訛誤作了訂正，形式上則由13冊改訂成10冊，還對兩書的補訂插入位置作了更為合理的調整。據此，則《錢鍾書集》新版的典藏意義隱然可見。

　　“憤世可讀圍城篇，恨人惟對方鴻漸。”這是筆者面對傳世凡300余萬文字的《錢鍾書集》中，《圍城》這部惟一的長篇小說所發的感慨。錢先生早年愛好文墨的興趣，飽讀小說的積累，激發了他在1944年初的上海，于觀看其夫人楊絳所編四幕喜劇《稱心如意》（黃佐臨導演，李健吾飾演主角）后創作《圍城》的靈感。他的想法，得到楊絳的支持，遂以一天約五百字的速率，陸續寫作兩年而成。“兩年里憂世傷生，屢想中止”的夫子自道，可見其寫作過程中的悲涼心境。

　　《圍城》于1946年2月中旬開始在《文藝復興》雜志連載，屢獲贊評，也時有中傷。1948年間，他開始著手第二部長篇小說《百合心》的創作，后因社會制度劇變，已成文稿的二三萬字，也不慎在由上海至北京搬家的過程中遺失。就此沖動中輟，興致掃地，而終身擱置了文學創作之筆，遂讓《圍城》絕唱于今。

　　如今，檢視各種“錢學”資料，有關《圍城》的評論各家各說，大抵夏志清首倡之“題材諷刺說”自為主流，而各論其幽默、奇譎、廣博等更比比皆是，可就是“作為藝術的小說乃是人生真實之投影”的基本創作原理，卻被文藝評論家們忽視得太久太久了。

　　試看錢先生在兩年內連續鋪張了二十五萬字后，對與孫柔嘉相罵時被鄙薄為“不但連本領沒有，連志氣都沒有”的“懦夫”方鴻漸的最后描述：“他的睡……沒有夢，沒有感覺，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時也是死的樣品”，并讓那個“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的祖傳老鐘鳴響起不合時宜的鐘點——可曾想過，這個結尾有甚深意？

　　請讀1946年12月15日，錢先生在上海那個瑟縮的冬天里寫下的序言：“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可曾體悟，這一段1947年5月初版時流露的心聲？

　　何妨再聽一聽將近四十年后的一個冬天，在暖融融的北京寓所，楊絳講述的有關錢先生寫《圍城》的真實故事，這自然也是為錢先生所認可的話：

　　鍾書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的人物和情節全屬虛構……我認為《管錐編》、《談藝錄》的作者是個好學深思的鍾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個“憂世傷生”的鍾書,《圍城》的作者呢,就是個“癡氣”旺盛的鍾書。我們倆日常相處,他常愛說些癡話，說些傻話,然后再加上創造,加上聯想,加上夸張,我常能從中體味到《圍城》的筆法。我覺得《圍城》里的人物和情節,都憑他那股子癡氣,呵成了真人實事。可是他畢竟不是個不知世事的癡人,也畢竟不是對社會現象漠不關心,所以小說里各個細節雖然令人捧腹大笑,全書的氣氛,正如小說結尾所說:“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傷感,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腸蕩氣。

　　那么對于這番注解，你做何領會？

　　楊絳寫《記錢鍾書與〈圍城〉》一文，是先從其經歷、家庭背景和他創作小說時的“處境”敘說起來的。因此，重讀《圍城》，離不開細究和深思作者寫作狀態的“背景”，尤其是撥云見月，究詰作者所想要表達于世的核心理念。

　　對于那個缺乏數理基礎，學不了當日最熱門的土木工程專業，在清華大學“從社會學系轉哲學系，最后轉入中國文學系畢業”，到了歐洲留學，“四年中倒換了三個大學，倫敦、巴黎、柏林；隨便聽幾門功課，興趣頗廣，心得全無，生活尤其懶散”，“既不鈔敦煌卷子，又不訪《永樂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國文獻，更不學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的“無用之人”——方鴻漸，錢鍾書的批判是無情的。他告訴我們，一個“醉生”的青年學子，必然墮入萬劫不復的“夢死”結局，年屆而立而無以立。總之，方鴻漸在作者的筆下，不是懷才不遇的典型，而是個不學無術的樣板。以錢先生慣常的求知若渴態度和孜孜不倦的治學精神，他在三十四歲時創作的《圍城》，難道就沒有立此存照以儆效尤的深意在？我時常這樣想，有了機會還常這樣說說。

　　我以為，憤世之《圍城》，通過作者的文字表現出來的似乎是嫉俗，其實不然，該當是“恨人”也———錢先生為方鴻漸的無所學終于無所為，應該是寄托了無限哀傷和無比惱怒的，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也。對于人的“命”尤其是“運”的關注，應當才是作者創作此書的終極人生關懷。

　　多年前，國家教育部將《圍城》規定為“高中生必讀二十部文學名著”之一，這不僅具有文學意義，而且還有著文學社會學的意義。如何將《圍城》里懶散度日、得過且過的方鴻漸，同創作方鴻漸這個文藝人物，自己卻以勤勉治學終其一生的錢鍾書聯系起來，用文學社會學的方法論作比較研究，以尋求其間的生存智慧和人生啟迪，則是三聯新版《錢鍾書集》推廣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課題。要是把這個課題做好了，三千套的《錢鍾書集》，僅供我國大學和中學的圖書館訂閱顯然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