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之子出書追憶母親最后時光

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主張疾病就是疾病，反對將特殊的意義加諸疾病之上

　　人有兩種死法，一是“好死”———快而沒有痛苦；另一種是“壞的死”———漫長的拖延，無法壓制的疼痛，將垂死者自己和親友統統拖入痛苦的深淵，夾雜著驚恐、內疚和懊悔。在蘇珊·桑塔格的獨子大衛·里夫（DavidRi鄄eff）看來，媽媽的死正是“壞的死”。

　　大衛·里夫，女作家蘇珊·桑塔格的獨子，他陪伴母親度過了人生至為痛苦的最后幾個月，直到桑塔格于2004年12月28日死于白血病。他關于母親最后時日的回憶錄《死海浮沉》（SwimminginaSeaofDeath）于2008年初由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

病重中的桑塔格被送往紐約治療

　　她就是不肯承認垂死

　　在被白血病最終擊倒之前，桑塔格曾兩度罹患癌癥，先是1970年代的乳腺癌，然后是1990年代的子宮癌，但經歷漫長的求醫和痛苦的化療，她兩次死里逃生。她本來就自視甚高，認為憑其意志力便可戰勝一切，甚至死亡。“我媽媽得病的時候，深信所有的規則都對她無效。”里夫說。

　　這一次卻不同了。在絕癥面前，人們心目中那個堅強而孤高的女智者，終于還原成了凡人的模樣———正如凱蒂·洛菲（KatieRoiphe）在《紐約時報書評》上所說：平凡得令人吃驚。 里夫回憶，在確診回來的路上，桑塔格望向車窗之外，口中連道了兩聲：“喔。”

　　她告訴里夫：“這次，這輩子頭一次，我不再覺得自己特殊了。”

　　在書中，里夫試圖從更深處去了解母親。他想弄明白的是，母親是否真的認為自己太特殊了，從而不能去死？她成名甚早，年紀輕輕已是全國敬畏的知識分子。她拍電影、寫小說、搞文論，每本書的出版都能成為轟動一時的文化大事。她在戰火連天時去薩拉熱窩排演話劇，抨擊阿布格萊布的虐囚事件，輕易從另一個國家的監獄里救出晚輩知識分子———她似乎無所不能，又怎會輕易接受像平常人那樣死去的現實？她兩次對戰死神，兩次將敵人擊倒而完勝，而這一次，不堪一擊的又怎會是自己？她用盡一切辦法，有時甚至是一個人在戰斗。然而，失敗的骨髓移植，反復的感染，不停地入院急救，緊繃的神經屢次到了崩潰的邊緣，但她還是不顧一切地在互聯網上查找更多更好的治療辦法，就是不肯服輸，就是不承認她已經成了垂死之人。里夫以極其冷靜的筆調寫母親的病痛，進而探究這些徒勞的戰斗究竟是出于傲慢還是勇敢，是妄自尊大還是求生的本能？他寫道，母親必須得去相信別人已經從癌癥那兒得到的東西，那就是死亡，因為“在死亡面前，知識毫無用處，戰斗的意志毫無用處，醫術毫無用處”。

　　但她是蘇珊·桑塔格，她不會去相信這些。不僅自己不信，也不準別人相信。“她最想讓我做的，便是堅定地拒絕接受她‘有可能’活不下來的想法。”里夫寫道，在母親劇痛，失禁，而且半昏迷的狀態下，兒子也得“用歡欣鼓舞的聲調告訴她，與前一天相比，她好像看起來好多了”。

　　她不再疼痛了

　　“她想讓人們對她撒謊。”里夫在接受網絡雜志《Salon》長篇專訪時說，“我的意思是，她不想人家騙他，但她想活下去。她希望我和她生命中的其他人能給她一個保存希望的理由。我感到我必須得那么做，不管我本人的想法如何。”

　　里夫說：“她不惜一切代價要活下去。當她說‘我對怎么活著不感興趣’時，她就是這個意思。她是那種無法承受消失———死亡———的人。所以，她會為了每一口氣而戰斗，不管要為此承受多大的痛苦。”

　　作為讀者的我們，倘若未曾親眼看到親人經受這樣的折磨，讀到這里，你一定要責怪里夫不孝。但他當真是個孝子，母親徒然遭受的痛苦讓他心如刀絞。他在書中未曾直接描寫母親的病況細節，但只對《Salon》講了一些。“移植（骨髓）后，一切要多糟就有多糟。她就像在遭受酷刑。”里夫說，“她一死去，我就請房間內的其他人離開。我要真切地看一看。我不管不顧地脫去她的上衣。她全身上下都是潰瘍。她的身體，從嘴里到腳趾都是潰瘍。痛苦必定十分強烈。她看上去不再疼痛了，這么說，真的死去，反倒輕松了。在最后那幾天，她有些退讓了。她講話的時候，講的也是遙遠的過去———講她的父母，講她三十年前打過交道的人。她的心思不在現在，也不在我們某個人的身上。然后她滑入了昏睡。然后她死了。這不可怕。”

　　三十年前的那場抗癌經歷，讓桑塔格寫出了《疾病的隱喻》一書。她在書中主張疾病就是疾病，反對將特殊的意義加諸疾病之上。她指出，“沒有比賦予疾病以某種意義更具懲罰性的了———被賦予的意義無一例外是道德方面的意義。任何一種病因不明、醫治無效的重疾，都充斥著意義。”

　　那么，在最后的這場戰斗中，她又賦予了疾病何種想像和意義呢？也許是她自己———她對自己的想像，以及她之所以成為蘇珊·桑塔格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