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薩克來啦！

　　我最初迷上巴別爾的《騎兵軍》原為其文風之絕妙，而隨著對作者生平的了解，我不得不認識到他所親歷的1920年的“蘇波戰爭”——確是一場掀起過驚濤駭浪，以至于改寫了中國歷史的“世界革命”。要想讀懂巴別爾和《騎兵軍》，怎能不理解他以之為創作背景的這場驚天動地的大革命呢？

　　至2005年底，我已編訂出版了《騎兵軍》（戴驄譯）和《巴別爾馬背日記》（徐振亞譯），后者是他在“蘇波戰爭”中的戰地實錄。《騎兵軍》中的人物和細節凡在日記中有所對應的，我在《巴別爾馬背日記》中都附注加以說明。我自覺對巴別爾有了足夠的認識，于是便想全方位地復原1920年的“世界革命”及巴別爾的真實經歷。

　　但一著手寫作，我便發覺有太多的空白和疑點需從頭填補、查詢，而有關軍事戰略、進軍路線、騎兵戰術等專業知識，非從零開始學習不可。

　　作為一部戰爭文學經典，《騎兵軍》卻正要從戰爭進程的角度進行梳理。以前，西方和俄羅斯的《騎兵軍》研究者多是文學專家，他們往往精于從文藝批評、哲學思辨、精神分析、互文理論、比較文學等角度來對它進行文本解讀，收獲雖也甚豐，但他們往往輕視甚或忽視巴別爾小說發生的具體歷史場景，而巴別爾恰恰是一個自稱沒有杜撰能力的“寫實”作家——字字句句落到實處。另外一些歷史學家、軍事史家在研究《騎兵軍》時，則忙于在字里行間搜尋戰略戰術的蛛絲馬跡，反而忽視了巴別爾小說的藝術性，而巴別爾卻恰恰又是一個最具神奇想象力的“超現實”天才——用意之玄妙無以言表。這造成了巴別爾研究中的諸多缺憾：對文學專家們來說，巴別爾的小說中存在很多仿佛是與主題無關，莫名其妙的片段；于是，他們只得大而化之地用文風獨特幾字遮掩其懵懂和納悶。而對歷史學家、軍事史家來說，巴別爾記錄的戰事既沒有連貫的戰爭線索，也缺乏完整的戰斗場面；于是，他們只得斷章取義，僅將其中的某些段落作為真實的史料直接引用，而對另外部分則只字不提。

　　如果我早知道這是怎樣一個無底洞，我恐已喪失了完成的勇氣。有多少個日日夜夜，我著魔般地思索這場戰爭與小說和日記相關的每一個環節。我沒有想到，為了闡釋哥薩克的末日，我必須搞清哥薩克的起源，而這本身就是一個深不可測的重大課題——牽扯到我聞所未聞的蒙古史；為了研究哥薩克，又不得不弄清東正教、天主教與正教的歷史關系；而這也是一個無邊無際的龐大領域——涉及到我知之甚少的孕育了正教、也哺育了巴別爾的猶太教及猶太文化。單單破除成見就需一段漸悟過程。還有，為了理清戰爭路線背后的原因，則必須了解古今中外的軍事謀略和戰爭藝術，甚至必須掌握專業參謀的知識背景。2006年4月，我曾返美核對引用文獻、補充遺漏資料、搜尋全新插圖，而實現圖文混排——所謂“做書”——又是一次沒完沒了的工程，直至2006年年底才告竣工。

　　可是，單純勾勒1920年“世界革命”的經過卻并不是拙作的核心內容。關于“蘇波戰爭”，中國的讀者可能知之甚少，而英國歷史學家諾爾曼·戴維斯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出版過權威專著《紅星·白鷹——1919-1920年的蘇波戰爭》，雖然在這本書中哥薩克所占篇幅僅是全書的一小部分，如果我只是從哥薩克騎兵軍的角度重講“蘇波戰爭”，那就成了建立在二手資料上的一次復述，非我所愿為。

　　實際上，我用功最多，甚至備感折磨的是從巴別爾1920年日記這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的字里行間一點一滴地挖掘出一個平常人在非常的革命時期的心路歷程。無論戰爭過程等宏觀歷史多么精彩，都只能是一個“人”的活動背景，而此人不但是一個身份復雜的歷史見證人，而且還是一個站在未來對人類說話的文學天才。所以，不但要論其人，還需解其文；不但描其行，還要繪其心。支撐我完成這項并不輕松的工作的是：在對日記和小說做對比研究時，我不斷發現因為日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確到日期、小時的進軍時間表，那些原本顯得支離破碎的小說片段，一旦鑲嵌入具體的歷史場景中，其奧義則頓現，字字珠璣的巴別爾實際上字字暗藏玄機——那些貌似信手拈來的文辭在整體結構中卻又別具深意，仿佛他在寫下局部的同時就已預見到它在整體的位置，手揮目送，既仰視又俯瞰，其縝密絕非常人所能意料……

　　無論如何，就這樣，我在上海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經無數次修改，終于完成了定名為《哥薩克的末日》的插圖本巴別爾研究專著，成為中文領域內第一本研究俄國文學天才伊薩克·巴別爾及其哥薩克經歷的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