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吹來新的閱讀季

　　今年的春天似乎來得格外地迅捷，在經歷了一個氣候有些詭異的冬天之后，這或許算得上是一種補償。伴隨著溫熙春風到來的，是一個新的閱讀季的開始。

　　時代急速前行，對很多人而言，根本無暇回一下頭 。但對于我們的民族而言，今年絕對是一個值得沉于紀念、懷想、回顧與反思的年份——正是30年前的那次會議，開啟了一段全新的歷史。于光遠著《1978大轉折》似乎把我們帶回了30年前的歷史情境中，讓我們了解到“大轉折”的真實細節，并體味其中的種種曲折、不易。京西賓館原定20天的會議何以延長到36天，原定的三個議題何以被突破，真理與“凡是”如何正面交鋒……自始至終參加了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的于光遠翔實地記錄了這一切，為歷史留下一份重要的見證。

　　魯迅與胡適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關于這個話題，近年來已有多種不同立場和觀點都不盡相同的論著問世，邵建的《20世紀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則是其中最新的一種。在書中，作者重新梳理了涉及他們兩人的有關事件，分析了兩人的思想差異和文化追求的不同，并由此出發來思考20世紀上半期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不同路向及其成因。雷頤的《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從李鴻章的奏折等一手文獻出發，對這個晚清重臣的一生功過作了深入的解析：李氏一生，雖力所能及地推進改革，但終究“不敢破格”；周旋于列強之間，功不可沒，最終卻“國人皆欲殺”……李鴻章的“可悲”命運反映的其實是一個衰朽帝國的悲涼晚景。《中國經濟史》系著名經濟史家侯家駒歷11年撰成，凡80多萬字，將中國自秦漢起的兩千年中各個時期的政經制度、社會環境、公共政策等作了扼要而深入的論述，內容厚重，足資經濟學、歷史學等各方面學者參考。在“中國制造”成為全球性熱點詞匯的今天，漢學家葛凱的《制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回到歷史深處，分析了20世紀早期，民族主義把每件商品貼上“中國的”或“外國的”標簽，消費文化怎樣變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達的場所。

　　與《我的千歲寒》高調上市讀者卻不太買賬不同，王朔近期的幾本新書似乎重新為他贏得了讀者。《和我們的女兒談話》通過一場虛構的談話，講述了一個人痛苦的內心生活和人生體悟，“全暴露了”，王朔以這句宣言展示了他獨特的大膽和真誠，也抓住了讀者的心。王朔曾書寫過“青春殘酷”，韓東的新作《小城好漢之英特邁往》則為此提供了另一個版本。故事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個中國縣城——只有一條主街道，泥土彌漫，偶爾開過一輛解放牌汽車，社會停滯、閉塞、壓抑，人們的生活像每個人身上的藍布衣一樣的單一——而青春的迷茫和沖動是每一代人都會有的，任誰想起來，能不百感交集呢？

　　阿蘭·羅伯-格里耶的妻子卡特琳娜的《新娘日記》中譯本的出版之時，正逢羅伯-格里耶去世的消息傳來，所以愈加引起人們的關注。在書中，卡特琳娜記述了她與羅伯-格里耶婚后前五年的生活，其中涉及他們的日常家庭生活，她與新小說作者們以及文學名流的會面，那些研討會，那些講座，那些采訪，等等，這本書為我們了解“新小說派”的這位教主提供了新的材料。《糾正》、《跳房子》則是近期出版的兩部比較有分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前者曾獲2001年美國全國圖書獎，兼具可讀性和思想深度；后者則有“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之美譽，評論家認為這是一部值得一讀但也對閱讀構成重大挑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