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個人視角文學功利性的思索

　　文學生態調研是江蘇作協文學工作中的一項系統工程,筆者近期參與了旨在了解廣大業余作家生存與創作狀態的一系列座談,引發諸多深思。調研中有位從事文學創作多年的女士關于“我愛文學,但文學不愛我”的言說,頗得與會者認同,促使我的思考進入如題所示的方位。 

　　那些在業余時間堅守文學創作的作家們,幾乎沒有人沒遭遇過這樣的困擾:多年來對文學持之以恒的追求,為什么總是“收效甚微”?這里生發的慨嘆和追問,很大程度上并不包含自身創造的價值反躬,當然也有別于那些在文學上聲名大振、收獲良豐者的“撒嬌”,跟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大背景下文學和文學人地位下降的感慨也無多干涉。文學愛不愛我,指向的其實是基于種種“現實”考慮的屬于“文學回報”的命題,直接關涉的是文學的功利性及以及文學人的功利觀。文學的功利性,可以從階級或集團的角度講,也可以從社會角度言,這里被規定了從一個文學人的個人視角解讀。“我愛文學與文學不愛我”的關系雙方,實質上只有兩個,分別是“我”及“文學”,兩者構成的關系,可作兩個層級的概括抽象:其一,“我于文學與文學于我”,其二,“我與文學”。 

　　在“我于文學”中,“我”絕少例外地歷經過從欣賞主體向創作主體的轉換過程。作為人類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層面,文學作品自其誕生以來就以其優美的語言、充沛的情感、動人的情境,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愉悅和情感上的宣泄,讓人們在“第二現實”中得到生命的啟示和審美的滿足。在涵蓋“我于文學”與“文學于我”的“我與文學”中,“我與文學”的“愛”的本質,及其現實顯現,是一個始于欣賞,繼而創造,再至無盡止良性循環的螺旋上升體。 

　　無論是作為欣賞主體的傾心還是作為創造主體的追求,應該是、往往也只能是指向“精神”的。贊美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的美好愛情;表達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的生命向往;抒發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理想操持……可以說,一部文學史,就是人類的生活與情感史,任何人都能從中找到精神上的寄托與安慰,獲取最大的能量釋放和滿足。文學所具有的這種精神上的力量,向來不受制于個體的生存環境,所謂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幫助一個作家、也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一個作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于作家個體自我豐足、精神擁有與自我實現的強調。 

　　如此論道,似乎跟一個作家的組織進行“生態調研”的宗旨形成某種悖論。了解和幫助基層業余作者解決困難,原是調研目的的一項題中之義,雖說“困惑”也在“困難”之列,卻并不存在包容關系。同時,如果我們不能無視作家首先是一個生存于社會的人,特別是生存于市場社會并信息時代中的人,就無由也無法排斥和鄙薄古已有之的“為稻粱謀”。當然,這里已經把問題推向了文學與社會學的交叉點,如果把“我愛文學”置于社會學視角,作價值觀的本質審視,當然也是側重于言說者對自我價值的一種判定與認同。它其實就是對自身文化資本的一種判定與認同。相比于我愛金錢、我愛名利、我愛地位……等等,這樣一種身份與資本的認同,具有藝術審美上的純粹性與文化上的高貴性,它脫離了日常生活的瑣碎與平庸,世俗性與物質性,而顯見一種“文化品位”的優越。 

　　在一個具體的社會之中,個人的文化品位由個體所具有的審美性情傾向所決定,審美性情傾向的養成,則有賴于個體所擁有的文化資本的多寡。所謂審美性情傾向,指的是一種普遍化了的、壓制普通急需物品和擱置物品實用目的的能力,一種持久性的、尋求不帶實用功能的實踐的傾向。換句通俗點兒的話說,你所醉心的、在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與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柴米油鹽的距離越遠,那么你所擁有的文化品位也就越高。文學恰恰具有這種性質,擁有物質財富無可比擬的文化優越感。 

　　“文學愛我”,從社會學的價值追求的視角考察,應該是側重于言說者對自我價值實現程度的評價與判斷。從表面上看,它既可以是文學欣賞活動所獲取的審美滿足,更可以是對藝術創造者文學成就高低的裁決及回報,這無疑正是對個人視角文學功利性的強調;就后者而言,更是對創作者個體的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轉變程度的評價與判斷。作家在保持作為作家的文化品位亦即一種精神上的追求與滿足的同時,又希望獲得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亦即一種世俗方面的充裕與成功,這種想法無可厚非。然而,在這種主觀愿望與實際的客觀效果之間,往往很難達到盡如人意的統一。這除了主觀方面即作品自身的原因以外,還關涉到諸多其它因素。比如,文學接受者對于文學的鑒別和評判,不能如體育競賽那樣,依憑統一的規則和達到成績的量化。所謂蘿卜青菜各有所愛,審美旨趣的多樣性包括偏執性,排斥劃一的評定和絕對的判斷;比如,文學勞作固有的精神、個人性及其高雅性,容易構成跟一定社群之間的層次性錯位,乃至造成“價值”跟“效應”的不相對稱;再比如,所謂“讀圖時代”、“快餐文化”、“網絡文學”的興起及其影響,無可規避地會造成對文學的遮蔽和擠兌,文學“擁有大眾”的良辰美景不復可再。這些,或許會對文學人的憧憬構成嘲弄,或許給文學的慨嘆提供著理由,卻並不應該妨礙我們對于“是金子總會發光”的執著,不應該妨礙我們對文學自由生命的信念,以及作為每個文學個體對于自身創造“含金量”的不懈追求。 

　　抱怨“文學不愛我”的“我愛文學”者,或許有諸多不同的類型,但較為普遍地集中于那些摯愛文學、執著創作,卻尚未得到業界關注和認可的業余作者。他們之所以發出這樣的感慨,多少是參照了獲得高功利回報的少數幸運兒,參照了一些搶眼的“領獎臺”、耀目的“排行榜”。當那些可以理解抑或匪夷所思的示范導致我們陷入“失落”和“不遇”的抱怨時,我們已經有可能放逐了文學自身固有的自由本質和文學人不可或缺的自我執拗。應該指出,這種放逐不只使我們隔膜了文學精神和作為精神性的文學,連帶而來的可能是為功利的覬覦捆縛了身心,局囿了眼光,隔膜了在一個轉型時代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關系變動的內情。馬克思在談到生產與消費的關系時指出,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由商業發展得到強化的消費情結,擴展到文藝領域,促成了作家與讀者的思維方式以及作品存在方式的改變,同時也改變了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二者的交流方式。對此,我們有必要摒棄二元對立的傳統觀念,探尋文學生產與消費和諧統一的特有規律,及其多樣化的表現形態。其實,文學作為“人學”,是服務于人的,從根本上講,其生產與消費關系,本該是和諧統一的。真正實現這種統一,正是文學的至高之境。 

　　調研的過程是交流情況探討問題的過程,也是深受感動和激勵的過程。在當今文學圈內外,摯愛文學閱讀和創作者,并非如不少人想象的那樣孤寡難覓。在科技文化迅猛發展,“語言中心論”旁落,讀圖時代到來的今天,自古以來的文學主流地位遭受沖擊,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熱潮中追趕潮流的人,有許多已經棄文學而去,轉而投身于其他行業。但是,文學這一藝術形式畢竟根深葉茂,畢竟魅力無窮,文學的生命力依然旺盛,文學的堅守者比比皆是、層出不窮。成名作家在不斷推出新的作品,新銳作家在不斷涌現,年輕一代包括“80后”作家正讓人刮目相看。同時,我們對這樣的故事也并不陌生:有人很早開始寫作,退稿千次,對文學的追求卻仍堅持不懈;有人視文學如神圣的愛情,與生俱來,從一而終;有人頂著周圍人的譏諷與壓力,從待遇優厚的行業轉到文學創作上來,只因為心中那份對文學的愛戀;有人視創作為尋找苦難,與苦難戀愛;更有一部分下崗、失業、打工、生活在農村、或身有殘疾的業余作家和文學愛好者,在還要為溫飽奔波的情況下仍堅持文學創作……所有這一切,讓人們有理由相信,文學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因為她吸引了那么多鐘情于她的人。 

　　正如一位女詩人所說,作家是自我選擇,選擇了這一精神苦旅,就決不抱怨。在當前這個過于講求功利的社會里,作家詩人們更要注重文學本身的價值和人類精神的價值。這是發自詩人的心靈呼聲,是來自甘于孤寂的文學守望者的赤誠心音。愛文學,要真愛,無所求。作家,永遠靠作品立身,憑作品說話;除作品之外,作家身無長物,必須耐得住寂寞。并不少見的人生經驗,也反復給予我們深刻的啟迪:當你不再被世人眼里看得見的“回報”所驅使而努力創造的時候,也許“回報”倒反而垂青于你了。 

　　這里不妨學一句舌:不要問文學給了你什么,只去問你為文學做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