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花費了無數心血的觀復博物館里,他侃侃而談,有問必答,雖然時有狡黠的壞笑,卻又隱隱顯露出一份孤傲的嚴肅。對于新書,馬未都顯得相當自信,“首印60萬,總銷量過百萬不成問題”。顯然,應付記者他早已駕輕就熟,他甚至會主動爆一些料給你,但又在某些地方戛然止步。他知道,自己當年淘金的故事,還有他經歷的各色圈子里的故事一定是最能引起記者和讀者興味的,但有些事,他不愿談,有些事,不好談。“不提錢,不談投資秘笈。咱們就談談收藏,談談這里面的文化。”
讀書報:請問這是您出版的第幾本書?
馬:大概第五六本吧。之前有《馬說陶瓷》、《明清筆筒》、《中國古代門窗》等幾本書。
讀書報:好像您創作的文學作品也結集出版過,那本書叫什么名字?上世紀80年代您搞創作,90年代與王朔等人合作創作《編輯部的故事》,也蠻成功的,怎么會一步步走上職業收藏家的道路?
馬:那本書叫《記憶的河》。我搞收藏,首先是因為興趣,自己喜歡。另外,80年代末的時候,我就發現文學開始走下坡路,開始沒落,我及時調整。90年代初,影視紅火了起來,那時我也做了些影視方面的事情,搞“海馬工作室”,創作《編輯部的故事》、《海馬歌舞廳》就是那時候的事。但走上收藏之路,主要是還因為自己喜歡,其他的都不重要。
讀書報:那您對文學就失去興趣了嗎?
馬:其實我從小就特別喜歡文學,文學也幫了我很大的忙。80年代初從工廠調入《青年文學》當編輯的時候,我以為自己一生都要為文學事業奮斗了,沒想到10年以后我就逃開了。文學讓我非常地失望。第一,我發現,很多文學作品,太虛假。為什么我那么喜歡王朔?王朔早期的作品真實啊!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我當時在編輯部力薦發表的。他第一次受到文學界承認,就是我給他發表的《橡皮人》,被作協的《小說選刊》轉載。第二,我第一次對文學的厭惡是因為一次評獎,看到有的作家給評委送禮,也就是送瓶酒、送條煙,我完全不能接受,一下子就決定,要離開這個地方。前兩天我還和文學界的一個朋友說,我真的不能容忍現在文學界像郭敬明這樣的事,怎么一個涉嫌抄襲、沒有底線的作家還能夠被文學界堂而皇之地接受呢?(那您以后還會寫小說嗎?)沒準我老年的時候會寫吧。我一直覺得文學是兩頭的事,年輕人適合搞,老年人適合搞,但現在的我不適合。對一個中年人而言,生活的殘酷遠遠高于文學。現在的作家太功利,首先要考慮能不能發表,然后還要考慮能不能暢銷,太累。將來我要寫的話,就寫最真實的作品。
讀書報:您說您搞收藏趕上了一個好時候,80年代是搞收藏的最佳機遇,為什么這么講?那時您手里也不會有太多錢啊!
馬:首先從經濟角度來說,我一直沒缺過錢,雖然沒有大錢,但小錢不缺。我那時候不需要給父母錢;第二,我有一定的稿費收入。當時稿費很低,但物價水平更底。比如說,當時,我在《中國青年報》發的那篇小說《今夜月兒圓》,一個整版,拿到的稿費是65元,而當時一件文物也許幾塊錢就能買下。(那些東西現在升值很多吧?)有的東西升值了上萬倍,甚至更高。
另外,當時文物市場是買方市場,東西沒多少人買,賣的人要追著買的人跑。而且那時候有很多“查抄退賠”的東西,就是文革中被沒收的一些東西要退回給原來擁有它的人家,有的人壓根沒往家里拉,直接幾百塊錢給處理掉了。80年代、90年代,很多東西都是這個渠道出來的。(那就有很多撿漏的機會?)也不是撿漏,那時候,一件東西誰買都是漏,就和股市早期一樣,你買哪支股票都不會虧。
讀書報:80年代,社會上還不太有收藏這個概念吧?
馬:文革結束之前,我們國家根本沒有文物市場,那些東西不值錢,而且還會給擁有它的人帶來殺身之禍。1966年的時候,很多人都要把家里的古物給扔掉。有的瓷器,人們把它放在被子里砸碎,因為怕出響聲,然后扔的時候還不敢扔到一個地方,要分很多垃圾堆把它扔掉。那時候,社會上對文物、對傳統文化是一種批判的,甚至是仇恨的態度,非常可怕。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收藏界的歷史大概可以分為兩個時期。70年代末和整個80年代是地下時期,對文物買賣和收藏,國家是打擊的,但文物已經有了價格,有了流通。1994年上海的嘉德拍賣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自那之后,文物市場就是公開的了,發展到現在,有了波及到整個社會的收藏熱,有了種種炒作,有了文物的仿照和作偽。是這么發展過來的。
讀書報:您早些年收藏老家具,這些老家具是從哪里買的呢?
馬:老家具從來不歸文物部門管。文革中和文革結束后,北京有很多信托商店,人們如果缺錢花,可以把家里的老家具放到信托商店賣。那時店里老家具很多,進去以后,滿滿當當,幾乎插不進腳。我在那里買了很多東西。我當時就特喜歡舊家具,結婚的時候,家里用的全都是舊家具。人家以為我是圖省錢,其實不是。我就是喜歡。我發現,當時做一套新家具,用了不到兩年,壞了;但一個老桌子吧,它雕著花,好看,而且用了幾十上百年,還毫發未損。這事兒很讓人琢磨。當時,那些東西都很便宜,一張桌子,不管好壞,8塊錢一張,人們也不知道東西的好壞,紫檀的還是黃花梨的啊,人們沒有這些概念,放到現在,價格當然就很高了。
讀書報:有的媒體稱您為草根收藏家,這個說法您認可嗎?您覺得自己與官方的、學院派的文物專家相比有什么不同?
馬:我認可,怎樣給我歸類不重要。草根不就是平民嗎?我肯定不是貴族,中國就沒貴族這回事兒。文物專家有兩類,一類主要搞理論,一類是實戰派。我的好處在于,第一,我懂理論,我可以和大多數文物領域的專家平等對話,討論問題;第二,我有很多實際的經驗。所謂“實戰”,文物的收藏、鑒定,往玄了說,那是一種“技藝”、“藝術”(Art),到一定境界之后,靠得是感覺。像我,基本上是大量實戰鍛煉出來的。打個比方,現在一個國際射擊冠軍和一個土匪遭遇,一定會被土匪先打死。土匪一抬手,連子彈上膛帶射擊,一秒鐘就把你天靈蓋掀了。射擊冠軍則要屏住氣,口中默念“三點成一線,準星對切口”,這才扣動扳機,然后打一十環。土匪從來沒學過這個,但他一抬手就把你打死了。說句玩笑話,我有點兒像那土匪。
讀書報:今天的人們一談到收藏總是聯想到“天價”、“升值”等詞,據您的看法,大多數人是沖著它的文物價值呢,還是金錢價值?如果從投資的角度看,您覺得買股票、基金與買文物相比,風險和收益率如何?
馬:后面一個問題我不能回答。隨便亂說的話,很害人。假如讓我講我收藏的故事,講賺錢的秘訣,老百姓肯定愛聽,但我現在最想講的是文物背后的文化。我以為,搞收藏給你帶來的最大的、最長久的樂趣,其實不是錢,而是文化。(那你準備將來如何處理自己的收藏呢?)我很早就和自己的兒子講過,我不會把這些東西傳給他,我會留給社會。
讀書報:您覺得您這本書適合怎樣的讀者?
馬:我希望不搞收藏的人會對這本書感興趣。我在前言里講:“只要你對文物乃至文化有興趣,讀此書一定會樂趣無窮。”就這個意思。我在“百家講壇”講收藏,主要不是講故事,也不是講收藏的秘訣,而是要講文物背后的文化。現在文物市場風起云涌、熱火朝天,而我希望的是,聽了我在“百家講壇“的講解,看了我的書,大家能把注意力從錢轉移到文化上來。我所講的,有很多知識點,是大家熟悉但不熟知的。比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大家都知道,但你知道這里的“床”其實是當時的交椅嗎?再比如張繼的“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按說“月落”是清晨,可后面寫到的情景為什么卻是晚上呢?其實,有文物證明,原來的句子是“葉落猿啼”,改兩個字,這首詩邏輯上就沒有問題了。這說明什么呢?說明古代的很多名作在傳抄過程中,是有修改、修飾的,這就是很重要的文學史問題了。再比如:古代有桌有案,為什么案的地位比桌高呢?有椅有凳,這兩個字的來歷是怎樣的?……這樣一些問題,都很有趣味,也很有價值。往大了說,我是希望通過我的講述,讓大家關心我們的文化,關心我們文化的成因,思考我們的民族為什么是這個樣子的——這一切問題,都能通過文物來說明。
反過來說,比如文革時期的一件藝術品,或者雕塑,或者版畫,里面人物的造型和精神狀態,都是那么一個樣子,我們看一眼就能知道它是那個年代做出來的。但過了兩千年、三千年以后呢?如果一個人能說出一件東西是1950年代還是1960年代的,那就是專家。文物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其價值就在于這里。
讀書報:您對《靜夜思》的解釋好像引起了一些爭議?以前有人像您這樣解釋嗎?
馬:沒有。我沒有看到別人這樣解釋,但我十年前就跟人講我這個觀點了,只是現在越講越清楚了。有人把“床”解釋為井欄,“井欄”可能是“井床”之誤,指轆轤的支架,但聯系上下文,那樣講不通。我不怕人挑錯,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真正指出我的錯誤。包括揚之水。我對揚之水是非常尊重的,但這個問題她也沒說在理上。
讀書報:您批評周杰倫在春晚演唱的《青花瓷》的歌詞有問題,招來周杰倫粉絲的攻擊,您后悔嗎?
馬:那是不太理智的粉絲所為,我不會太在意。其實,《青花瓷》的歌詞只改兩三處,就比較好了。一處是“在瓶底書漢隸仿前朝的飄逸”中,“漢隸”應改為“小篆”,因為,清代乾隆以后,青花瓷瓶底都是寫小篆的。還有一處是“臨摹宋體落款時卻惦記著你”,應該把“宋體”改成“楷體”,因為青花瓷瓶上絕對沒有寫過宋體字。我還看出來,他唱《青花瓷》時,背景上出現的幾個青花瓷圖片,最后一個是贗品。我記得很清楚,第一件出來的是一個康熙時期的青花,第二件是元代青花,第三件是明代崇禎時期的,第四件是清末仿乾隆時期的,但最后一件是贗品。如果叫我過去把一下關,我會告訴他們,用贗品不合適,最好換一下。
讀書報:對于現在的收藏熱,以及文化界的歷史熱、傳統熱,您覺得是好事嗎?
馬:當然是好事。一百多年來,我們對自己的文化采取一股腦的批判態度,甚至發展到仇恨的程度,那時候,我們甚至會去砸孔林的碑,會琢磨著把故宮給拆了,那種瘋狂,無法想象。現在我們回頭了,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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