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副處級”？到教育部任職是蔡元培舉薦

　　現在有些學術研究，基本上不產生什么學術成果，卻常常生產所謂名流學者。比如引人注目的紅學界，這些年出了多少“紅學家”，恐怕街頭跳舞的老大娘都能數出若干位，而且似乎一個比一個名氣大。可是要說到究竟有多少新的學術成果，那就很可憐，幾乎乏善可陳。與此相比對，魯迅研究有點不一樣。這些年有名氣的“魯學家”并沒添幾位，可是一旦看到有人拋出來的一點“新成果”呢，十之八九，一定能嚇人一跳。

　　比如我現在就聽說，有人考據說，魯迅的官品，是“副處級”。雖然魯迅在大學當過講師或教授，但那時的講師或教授與今天的官階級別似乎沒法逐層對應，也就姑且不論；好在他曾經實實在在當過教育部的僉事，丁是丁卯是卯地拿過教育部的薪水，那好，那可就有辦法“研究”起來了。經考證，“僉事”基本上相當于今天的“副處級”。所以，說魯迅是個“副處級”干部，是經得起推敲的，是很有根據的。這樣的“魯迅研究”，真是有鼻子有眼，誰能一筆抹殺說沒有一點創意呢？

　　可是我看不出這種“研究”意義何在。今天有沒有人愿意像魯迅那樣挑選職業，能不能像魯迅那樣為自己的理想付出一生，也許題目太大，不適宜我們在這里展開討論。但是“魯迅研究”總不能是為“研究”而“研究”。就以這個題目而論，魯迅是不是“副處級”，與魯迅何干？魯迅是“副處級”，那又怎樣？魯迅不是“副處級”，那又如何？魯迅就是魯迅，他犀利無比的筆鋒并不會因為是不是“副處級”而絲毫變鈍，他“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熱忱也絕不會因為不是“副處級”而忽然趨冷。再說，這種研究對今人何益之有？學習魯迅，弘揚魯迅的戰斗精神，難道能以魯迅是不是“副處級”而隨之轉移？分析魯迅，繼承他的寶貴遺產，難道能以魯迅是不是“副處級”而作為揚棄的準繩？既然如此，研究魯迅是不是“副處級”，前無益于古人，后無益于來者，滿足的恐怕不過是極端官本位者的攀比欲，或者就是獵奇者給官場閑散人員提供的酒饜茶酣之際的無聊談資而已。

　　其實魯迅值得今人研究的地方頗多。就以他到教育部擔任僉事一事而論，就很值得細細研究。眾所周知，魯迅離鄉北上，到教育部任職，是因為蔡元培先生舉薦。蔡先生與魯迅是同鄉，對魯迅為人和為文均有深切了解，魯迅去世，他送挽聯說“著作最嚴謹，豈徒中國小說史”，可謂評價極高。而《中國小說史略》正是魯迅在高校兼課的產物。當此時也，蔡先生在教育界一言九鼎，聲望之高，無人可及。而魯迅和蔡先生的關系，能夠相提并論的恐怕也不多。魯迅初到教育部，為什么就安心于僉事一職？魯迅到高校兼職，為什么就安心于講師一席？跑官要官，民初官場比比皆是。魯迅無須動腿跑，無須開口要，只要學一學古人待價而沽，未必不能比今日官迷心醉的那個“副處級”再上幾層樓，他卻為什么并不為此動心？再說，他在教育部任上，和章士釗打過一場很有名的官司，更值得研究。一個下級官吏與自己的頂頭上司，對簿公堂，史不多見。魯迅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來的風采，前無成例于古人，后有啟迪于后人，不容視而不見。還有，他在教育部任上，曾在多所高校兼課。在此期間，他和其他教師的關系，他和學生的關系，對學生的態度，尤其是如何對待學生“逃課”之類，都非常值得研究。諸如此類，豈不比研究魯迅是不是“副處級”來得更為實在和迫切？